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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04-10 工商時報

     兩岸雙方日前完成ECFA第二次正式協商之時，台灣內部的「藍綠ECFA大論戰」也達於鼎沸程度。甚至，馬英九總統與民進黨主席蔡英文的ECFA大辯論，也同時成局，將在本月25日登場。跡象顯示，原本歸屬於經濟範疇的ECFA，正在向政治領域快速「位移」，而且可能在該場大辯論過後，「轉化」成政治議題。這會導致ECFA被政治因素大幅「侵蝕」，變成面貌扭曲的「變異物種」，使其原本所蘊藏的經貿效益大打折扣。

     現在ECFA本身已被濃厚的「政治迷霧」所籠罩，以致於相關各方都戴著政治的有色眼鏡去看它。這樣下去，可能連兩岸的ECFA後續談判桌上，都會猛算「政治帳」，而把「經濟帳」擱置在一旁。如此必使ECFA的結局大幅偏離人們的期待，弄不好會陷入「播下的是龍種，收穫的卻是跳蚤」之窘境。

     於今之時，相關各方都有義務去努力撥開ECFA的政治迷霧，使其回復本來的面貌。而即將登場展開大辯論的馬英九總統與蔡英文主席，更共同負有「表率」的責任。期盼這兩人能透過辯論過程，把ECFA拉回其原本所屬的經濟領域。如果能這樣，則我們即能訴求兩岸相關各方導正思維，專心一致地「提煉」ECFA的經濟效用，而不再把它當作是政治工具。

     因此，我們建議馬英九總統與蔡英文主席，在進行大辯論之前，先確立這樣的思維架構：

     第一、價值判斷「去絕對化」。ECFA對台灣到底是好是壞，是相對的，而不是絕對的。全世界的經濟合作協議，對當事各方的效應都是「好壞相參」，沒有絕對的好，也沒有絕對的壞。偏偏政治人物的言論模式偏好「黑白分明」，你做的事一定是全錯的，我主張的一定是全對的。這就是「政治鬥爭」的原型。即將展開的「雙英大辯論」如果再採用這種對話方式，那ECFA一定會被政治糾纏得滿城風雨。

     第二、多講「中長期的行動方案」。ECFA的基本功能，是要為台灣未來的中長期經濟發展鋪下坦途，其主旨並不在於緊急搞一些減稅項目，來救一時之窮。因此，馬蔡進行大辯論時，應該多講「中長線語言」，也就是告訴老百姓，ECFA與台灣的中長期發展有何關聯。鼓吹ECFA的馬英九，有必要詳細說明，執政當局在ECFA簽署後，後續將採取哪一系列的實質行動，其預期效應又是如何。至於站在反對一方的蔡英文，則應該提出ECFA的替代方案，以告訴民眾，ECFA應該怎麼簽，才能有利於台灣未來的長遠發展；或者，提出另一套全然不同的方案，來完全替代ECFA。當然這方案也一定要具備「中長期的可操作性」，否則沒有意義。

     第三、與「五都選舉」脫鉤。當前ECFA之所以被政治迷霧所籠罩，重要原因是今年年底有「五都選舉」。因為面對選票壓力，藍綠兩黨都熱中於炒作ECFA話題，使原本單純的ECFA，沾了一身的政治腥味，而ECFA的經貿質素，也因此變味、失焦。在這種情況下，馬蔡兩人若真的都為台灣長遠福祉著想，在未來登台進行辯論時，應共同「排除選票考量」，避免把議論內容聯結到「五都選舉」，更不該公然藉ECFA議題來訴求選票。這一點，民眾也可以拿來作為檢視馬蔡兩人辯論成績優劣的標準之一。換言之，誰擺明藉ECFA辯論公然拉「五都」選票，誰就應受民眾的排拒。

     總的來看，現在ECFA的「泛政治化」，已嚴重到足以使台灣迷失前途的程度。而因為政治迷霧的覆蓋，人們越來越看不清楚ECFA的真實面貌。如果能還原它的本質，各方當會發現，原來大家都忘了，ECFA是經貿性的，是兩岸互利的，是與WTO有關聯的。當然，它也是對各產業的效應有好有壞的。當前國人對ECFA最應用心之處，是掌握它的本質，從中積極籌謀「趨吉避凶」、「爭取利益最大化」之道。千萬不要為了爭論ECFA「是黑或是白」，而貽誤台灣的發展契機。

社論－撥開政治迷霧看清ECFA實相｜言論新聞｜中時電子報

許知遠 2010/04/04

我們也需要保護——個人在市場崩潰時能保護我們和家人的安全網。」他認定中國正是這樣一個提供保護的國家，他接著宣稱「我們現在都是中國人」。

「他們說中國政治制度是獨裁主義，但這其實是一種新的民主。」這個大膽判斷來自約翰·奈斯比特，一位聞名世界的未來學家。他在北京推廣他的新書《中國大趨勢》時，對著中國官員和公眾說，西方對中國的理解充滿偏見，他們認爲自己是民主的審判者，認爲一定要通過選舉才有民主，但即使創造了「民主」的希臘人並沒有選舉，他們甚至還有奴隸。而中國正在構建一個不同於西方的體系，它是垂直式的民主，領導層發出指示，人民提出倡議。這是一種自下而上又會自上而下的機制。

在二零零九年九月中旬的一期《南方周末》上，我讀到約翰·奈斯比特的論述。在同一期報紙上，還有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六十周年的報導，對中國模式的探討。新聞紙上洋溢著成就、自得，和一種被遮蔽的深深困惑——中國是如何變成今日世界眼中的中國的——一個將政治專制和經濟增長如此有效地結合在一起國家，不管多少悲觀的預言和深層的矛盾，或者一場席捲世界的金融危機，都不能阻礙它變得更強大。

既有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的理論框架，早已容納不下中國的成長？中國正在創造一種全新的體系？是的，在得出肯定的結論之後，奈斯比特甚至尋找出支援它的八大支柱——解放思想；「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的結合；規劃「森林」，讓「樹木」自由生長；摸著石頭過河；藝術與學術的萌動；融入世界；自由與公平；從奧運金牌到諾貝爾獎。

奈斯比特代表著世界對中國讚歎的新高潮，從二零零八年開始，這種讚歎從經濟領域，擴展到政治、社會、文化、甚至審美領域。中國正不可阻擋地成爲新的世界領導者，她給世界提供了新的模式、刺激與靈感。

北京奧運會的眩目成功，被專欄作家大衛·布魯克斯稱之爲「中國奇蹟式增長下的和諧社會的一場高科技展現」。古老的論調再次獲得了新的回響，中國正是這樣一個強調集體主義的社會，而奧運會的開幕式則是一種宣言——「發展不僅來自西方的自由方法，也來自東方的集體主義模式」。中國獲得奧運會金牌的數量，再次印證了這種「東方的集體主義」的勝利。

而他在《紐約時報》同事、建築評論家尼克萊·歐茹索夫則這樣描寫：「如果西方人從飛機裏出來步入新北京國際機場時，感到目眩和困惑，這可以理解。它不僅因爲空間的壯闊，更因爲一種無法抗拒的感覺——你正穿越另一個世界的入口，這個強烈擁抱變革的世界正在把西方國家甩到煙塵中。」

他接著寫道：「這種情緒就令人想起阿道夫·盧斯的昔日感受，這位維也納建築師一個世紀前從蒸汽輪船走出紐約港。他穿越了未來的門坎，他知道，在文化意義上，歐洲已經過時。」

金融危機從華爾街蔓延到整個西方世界，在這種群體性的迷惘中，中國誘惑力進一步增強了。它強大的政府力量被視作深謀遠慮，它的社會主義標籤被理解成可以給普通人提供保護，它曾經被詬病的封閉的金融市場，如今則免除了傳染性的恐慌……它幾乎成了世界最後的希望之地。歐盟主席巴羅佐與法國總統沙克吉都敦促中國爲解決這場危機做出重要貢獻；《華盛頓郵報》的大衛·伊格內修斯寫道：「在二零零八年的大恐慌中，我們都要面對的一個現實是，沒人希望站在市場的刀刃上過活。我們需要資本主義經濟所獨有的活力和靈活性。但我們也需要保護——個人在市場崩潰時能保護我們和家人的安全網。」他認定中國正是這樣一個提供保護的國家，他接著宣稱「我們現在都是中國人」。

西方左派學者也加入了這股潮流中。毛澤東時代給予他們帶來幻滅，但一個再度強大的中國給他們另一種安慰，它是對現行資本主義秩序的挑戰——西方霸權的年代結束了，一個新世界格局正在形成。這其中最著名的一位是義大利人阿瑞吉，他在二零零八年出版了《亞當·斯密在北京》。馬克思沒有讓北京成爲世界中心，但亞當·斯密成功了。阿瑞吉相信以中國爲主導的時代，打破了西方主導的權力等級，以中國爲中心的東亞的再度領先，將帶來更平等的國際秩序；中國霸權要比歐美主導的霸權更和平，更少軍事色彩；中國的崛起可能標誌著東亞發展道路——它基於市場交換，而不是資本家。

這種青睞貫穿了整個二零零九年。對全世界來說，G2和Chimerica，是再形象不過的辭彙——只有中國與美國能夠決定世界的命運。美國人憂心忡忡。當他們受困於自己的全國健康法案、或在能源改革懸而未決時，他們想起了中國。「只有一種制度比一黨專制更壞，那就是我們美國的一黨民主」，托馬斯·弗裏德曼寫道，「一黨專制當然有其弱點。但如果像是今天的中國一樣被一群理性、開明的人領導，它也很有優勢。這樣的一黨可以執行那些政治上困難、卻至關重要的政策，這些政策是一個社會在二十一世紀的前進所必需的。中國在電動車、太陽能、能源效率、電池、核能、風能上超過我們並非偶然。中國的領導人理解，在一個人口爆炸和崛起的新興市場的中產階級的世界裏，乾淨的能量和能源效率的需求將增加。北京想確保它自己的産業和政策可以做到，包括自下而上的天然氣的漲價。」另一位專欄作家鮑勃·赫特在四個月後，再度發出了類似的感慨，他認定在使用太陽能的競賽中，美國正在輸給中國：「低排放時代已經來臨。我們可以被中國這樣的領導性國家拽入這個更新、更綠色的世界；或者我們面對挑戰，自己成爲領導者。」一切似曾相識嗎？五十年前，他們談論的是和蘇聯的太空競賽，而現在是和中國的能源競賽。

            2010-02-09 旺報 【蔡宏明】

     為推動兩岸簽署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宣導，陸委會今年在廣播電台的文宣增加一倍，新增電台以偏遠地區、基層地區為主，聽眾多是勞工階層，節目主持人以熟悉地方的在地人為主，加強向中低收入、中小企業、中南部「三中」族群溝通，用更容易理解的語言與社會大眾溝通。此策略固然顯示政府和社會大眾溝通的誠意。然而，若政府無法掌握其憂慮的真正原因，將難以化解ECFA「三中」疑慮。對此，政府有必要提出主動的勞工調整策略，才能爭取民眾對ECFA的支持。

     民眾就業與生活壓力沉重

     雖然政府一再強調ECFA將增加就業、堅持不開放830項未開放的農產品進口；敏感性工業將爭取不列入早期收穫清單，並爭取保留、不開放、較長期程開放或調適期等配套措施，但始終難以提高民眾支持度。

     究其原因，在於民眾在當前經濟環境惡化所帶來之就業與生活壓力，使其擔心未來ECFA生效後，大陸產品價格低廉將使得國內同類產業受到大陸貨品進口的影響，工作機會可能受衝擊。

     特別是雖然台灣去年底的平均失業率雖降至5.74%，但是基層勞工的失業率卻高達7.03%，營造業的勞工失業率更高達8.84%，因關廠而被迫失業者仍高達32萬人等情況下，由於傳統產業的內銷比重均達到七成以上，ECFA生效後將如何影響其經營環境和工作機會，更是「中南部、中低收入、中小企業（三中）」族群其所關切的。

     對此，政府雖然已經擬訂並執行「因應貿易自由化產業調整支援方案」，將採行「振興輔導」、「體質調整」和「損害救濟」等調整支援策略，總經費達950億元。但若無法提出ECFA生效後之產業政策與發展方向，以及「主動勞工調整策略」，將難以爭取民眾對ECFA的支持。

     就政府因應ECFA的「主動勞工調整策略」而言，政府應力求在ECFA簽署與生效之前，立即對於內需型、競爭力較弱、易受貿易自由化影響之產業與事業單位，協助其進行產品開發、研究發展、開發產業技術、應用創新科技，以促進產業升級與轉型，而不是等到產業受害，才提供輔導或救濟。

     及早規畫轉型的職業訓練

     對勞工職訓之規畫，則應以「產業轉型之職能需要」為基礎，應針對可能受影響產業，在尚未開放前即規畫其升級轉型方向，並配合企業轉型策略，規畫其勞工之職業訓練課程，以便在開放前培養其未來之競爭力。特別是各地職訓中心可針對群聚集中之產業（如中部地區的毛巾業、北部地區的磁磚業）提供轉型的職業訓練。

     同時，政府應配合兩岸貿易自由化的進程與路徑，逐步針對可能受影響與已受影響之產業與勞工，研擬提供輔導與協助之職訓規畫，才能儲備在職勞工穩定就業及未來轉業之能力。

     最後，對於受貿易自由化影響之勞工，政府則應協助其進行技能之擴充與轉換，使其能擁有轉入六大新興產業、重點服務業、區域特色產業、以及因貿易自由化而受益之「產業職缺」之技能，才能使勞工對於未來就業與生涯發展的「能見度」，化解對ECFA的疑慮。

主動出擊化解ECFA三中疑慮｜言論新聞｜中時電子報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 蒂姆•约翰斯顿 2010-02-04

在老挝赢得东南亚运动会（已于去年12月举行）主办权后，中国主动提出帮助这个小国在首都万象郊区修建一座崭新的场馆。场馆设施包括一座游泳馆和一座足球场。但对老挝政府而言，中国的此类慷慨之举可不是免费午餐。

作为修建场馆的回报，老挝政府许诺中国苏州工业园区海外投资有限公司(Suzhou Industrial Park Overseas Investment Co)拥有万象郊区1600公顷土地50年的租赁权。但中方欲引进3000名劳工施工的消息，在老挝民众中掀起了轩然大波，老挝政府被迫将土地租让面积削减至200公顷，并承诺向中方提供别处土地，以补偿其损失。

从这件事中，我们既可以看出中国经济和战略实力所产生的吸引力（这一吸引力正将东南亚大陆国家更紧密地吸引到其周围），也可以看出相关国家由此显露出来的抗拒力。一些民族主义者担心，自己国家正沦为中国的卫星国（从许多方面来说，这些国家已不是第一次沦入如此境地），但这种担心正开始与其国家的经济和外交要务产生冲突。

在越南，中国人开采铝土矿的计划，已引发公众强烈批评；在柬埔寨，农民和渔民则担心自己的土地和水域正逐渐被中国人买光；就连几乎没有其他朋友的缅甸，也在用惶恐的眼光打量着中国日益提升的声望和自信。

发愁的并不只是东南亚人。多年来，该地区为跨国制造商提供了既廉价又可靠的劳动力储备。如今，西方投资者很难在中国盈利，而越南T恤或马来西亚硬盘带来的丰厚利润却能让许多跨国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增色不少。

东南亚微妙的地区平衡所面临的威胁，在亚洲内外均得到越来越大的重视，尤其是考虑到越南、泰国和缅甸最近掀起了一波军购热潮——在这些国家，军方力量无一例外地与政治权力中心紧密相连。

亚洲各国民众与西方企业高管的担心，迫使该地区各国政府小心翼翼地在各方之间维持平衡。鉴于中国对指责声音非常敏感，这些政府不得不在安抚本国民众的不安情绪与争取中国好感之间“走钢丝”，同时还要让投资者放心。悉尼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Lowy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Policy)的马尔科姆•库克(Malcolm Cook)表示：“政界人士们公开发表的言论与民众心中所感存在差距。”

在许多方面，成为中国的邻国是一件幸事。从长期来看，中国崛起为大国赋予了东南亚一种与其经济影响力相称的、全新的地缘战略重要性。东盟(ASEAN) 10个成员国共有近6亿人口，国内生产总值(GDP)合计约1.5万亿美元。

去年，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站在泰国东盟峰会的讲台上对听众说：“我们回来了。”她的话立刻让人们想起了小布什(George W. Bush)政府时期美国外交政策的那段“荒废的岁月”。但在许多人看来，近20年来美国的东南亚政策一直处在“冬眠”之中。参议院东亚及太平洋事务小组委员会主席、民主党人吉姆•韦布(Jim Webb)上周称，东南亚地区为“我们外交政策中被长期忽视的地区。其根源是，我们在界定美国与不同国家、不同政体关系的基本参数时所使用的各项标准，常常相互矛盾。这些标准我们过去使用过，现在也仍在使用。”

中国乐意慷慨解囊，同时又不附加令人头疼的人权条件，这也令它在这个民主根基极不牢固的地区颇受欢迎。相比之下，美国在提供援助时，一般都会附加此类条件。其结果是：中国、印度、日本和美国四个区域性大国为对该地区施加影响力展开了新一轮竞争。

新加坡国立大学(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教授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表示：“东盟正在经历历史上最甜蜜的时期之一，因为有四位追求者对它感兴趣。假如这是场军事之争，这里就会变成战场，但如果是场经济之争，对东南亚而言就是件好事。”

今天，美国比以往更愿意与该地区国家接触，而不再在乎它们是否为民主国家——抵消中国的影响是当务之急，尤其是在缅甸问题上。分析人士表示，缅甸军政府乐于接受美国的友好姿态，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该国军方渴望制衡中国影响。

               2010-02-05 旺報 【顧爾德】

     中國模式」成了熱門話題。就理論興趣而言，很多學術研究者都希望能為某個成功的發展經驗歸納出一些關鍵因素，進而分析這些關鍵因素之間的相關性，甚至形塑出一個比較普遍性的模型。最著名的例子，就是發展論的經濟學者羅斯陶（W.W.Rostow）為經濟發展階段歸納出的程式。因此，過去40年來，會有「日本模式」、「四小龍模式」到「中國模式」的提出。

     中國人對「中國模式」的提法有著複雜的情緒。有些人會為過去30年的經濟成就感到驕傲，有些人則務實地認為還是要「摸著石頭過河」，談「模式」沒意義。還有另一些人則是充滿警覺地認為，談「中國模式」是西方國家的陰謀，目的是藉由吹捧中國的成功，進而要中國要多負起一些「大國責任」。對第三種人而言，他們一直以日本為戒：1985年廣場協訂迫使日元升值、讓日本經濟從此走下坡的經驗，一直讓中國心生警惕。

     中國在大國的門檻上

     倫敦《金融時報》中文網總編輯張力奮3年前曾用「在大國的門檻上」來形容當時的中國：「2006年，中國開始擺脫對『崛起』的羞怯，朝野上下初顯『大國』情結。但是，『大國的想像』，畢竟還遠非現實。嚴格地說，中國可能只是剛踏在『大國』的門檻上。如果說，『大國』已進入中國的視野，那麼，其今後路途的通暢和諧，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它如何應對每一發展階段的細部問題。……然而，所有細節的背後，都逃脫不過設計的理念與制度轉型。」

     張力奮的態度比單純「摸著石頭過河」更積極。在細部工程背後的「設計的理念與制度轉型」到底是什麼？其實也是在談「中國模式」的人想找出來的答案。

     3年後，張力奮在一篇文章中宣稱「中國模式『尚無答案』」，「中國仍在路上，仍在找尋路標與答案。」，他說，上一個30年，中國解決了基本生存問題。今後30年中國必需全力解決的是國家發展的根本路向，如國家對公民的法律保護與道德義務，社會的公平正義與公共保障機制等。

     顯然張力奮還沒有看到中國領導人對今後長程的發展有一套理念與制度規畫。中國領導人當然不是沒有擘畫長遠制度的企圖，他們對新生社會議題也是有反應的。例如，他們提出「公民社會」這個進步的口號，也知道建設農村、發展內需市場的重要性。但是面對中國這個非常獨特的發展經驗，很難要求中國領導人獨具慧眼地看清楚未來的道路。

     單一模式難解釋中國

     中國經驗有太多複雜的面向。舉例而言，最近中國社科院一份研究指出，中國中產階層規模為23%左右（約2億4700萬人），每年大概增加6、7百萬的中產階層，有近一半城市居民已屬於中產階級。所謂中產階級的家庭財產價值介於18000到36000美元間。

     中產階級增加代表著社會更穩定，財富分配愈平均。但是一方面，我們又看到中國所得分配持續惡化，基尼係數己達0.48。中國國家統計局局長馬建堂也指出中國大約還有1.5億的貧困人口，每天收入不到1美元，也就是在聯合國定義的貧窮標準之下。

     不只是中國領導人，全世界在觀察中國發展的專家，恐怕都難提出一個「模式」，圓滿解釋這些中國經驗。但是中國領導人很清楚一點：如果經濟能持續以目前的速度增長，即使無法解決中國社會的矛盾，至少可以讓矛盾不迅速激化。而這點也是中國領導人最重要的國家發展理念。

到底什麼是中國模式？｜言論新聞｜中時電子報

                2010-01-30

     日前歐巴馬發表國情咨文向國會要求，「盡速立法改革落伍的金融法令，嚴懲投機與濫取紅利」，引發市場的不確定，盤旋亞洲股市千億美元熱錢，如禿鷹飽食歸巢接連撤出，重挫亞股，台股與亞股再次成了外資提款機。歐巴馬這項金改，將限制銀行以自營商資格運用商銀資金買股，直接斬斷投機資金來源。問題是，華爾街炒家會乖乖就範嗎？在這場典型美式資本主義民主的金權角力中，華府政治家與華爾街金融家，將各自動員一切力量遊說參眾議院，在國會山莊進行決戰。

     這是金融風暴暫息以來，美國提出的第一份金改法案，它將影響美國及西方資本主義的未來走向與命運。因此，格外引起英德法等西方老牌資本主義國家的關注。

     遺憾的是，亞洲各國持有對美債權總計5兆美元，而大中國經濟區包括陸、台、港則持有3兆美元，作為美國最大的債權利害關係人，卻未聞亞洲金管與央行當局對華爾街與美國政府提出嚴厲譴責與要求改革之呼籲。其間僅有大陸溫家寶總理針對「美國幣值」貶低，造成外匯儲備減損，向美表達憂心；或是台灣央行彭總裁在匯市使盡手段驅趕熱錢。就是沒個亞洲金融當局直接向美抗議表示，我們對「美國幣信」動搖了，要求歐巴馬政府大力整頓華爾街，重建金融紀律。

     就是華爾街貪婪的金融操作讓西方經濟瀕臨崩解，讓美國納稅人付出了上7千億美元，以延華爾街性命；讓中國政府砸下5千億美元，以阻衰退。時隔一年，復甦猶未定，美失業3千萬，而華爾街不具悔意，不願放棄既得利益，不願放棄超級享受，只覺風頭已過，還想按過去成規謀取暴利。

     包括高盛、花旗等在美政府千億美元紓困下都活得很好，除雷曼倒閉，沒有一家倒。真正倒下的是，美國中小企業以及中國珠江三角洲廣大的出口製造業。搞垮世界經濟的華爾街，不但無破產之虞，還可坐擁900億美元巨額紅利。這種遭「錢魔附身式的資本主義」，已病入膏肓，歐巴馬開徵紅利稅，就像擦紅藥水救心臟病是沒用的；狡黠的華爾街，還是會設法轉嫁給客戶。而斷絕投資銀行使用商銀資金買股，這項規範立意甚好；惟華爾街是國會兩黨議員選舉最大的政治金主，必然動員力量遊說國會打銷或淡化此案。應驗了蔣碩傑「五鬼搬運法」的看法，央行印的鈔票與寬鬆的信用，最終都被搬到投機客的口袋了。

     如果歐巴馬金改失敗，如果華爾街對它賴以經營獲利的美元，所具有的公共財性質，一再刻意忽視，一再仗勢美元作為國際基軸貨幣的地位，一再濫用國貿匯兌交易對美元的信任，那麼毫無疑問，一場更大金融災難與經貿戰爭就等著發生吧! 中國為著守護自身及亞洲的共同經濟利益，被迫別無選擇與美元資產漸行漸遠，加快人民幣自由兌換，強化陸港台三區三幣的金融統合，提升上海、香港、台北等三地金融的市場規模，流通效率，法規紀律，以及分工合作。在國際金融市場上，聯合日、韓、東南亞等國家，走出一條自己的康莊大道。憑著兩岸三地累計的龐大經濟實力與金融規模，我們有信心建立一套以三區三幣為中心的金融市場與秩序。

社評－歐巴馬金改與兩岸三地的陽關道｜言論新聞｜中時電子報

               2010-01-29  工商時報

     兩岸兩會已於26日在北京就ECFA展開第一次協商，ECFA也正式定名為「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框架）協議」。在這次會議中，大陸方面果然針對台灣限制中國農產品與工業產品進口的問題，提出開放要求。此一訊息，預告一場漫長且艱辛的談判即將登場。

     兩岸自從2002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以來，台灣基於國家安全與經濟穩定之考量，沒有對中國全面性開放市場，亦即沒有實踐WTO之規定。在10,862項貨品號列中，其他地區可以輸台的項目在比例上已經超過97％，但是中國貨品可以輸台的項目不及80％。其中，仍有830項農產品與1,380餘項的工業產品禁止從中國進口。理由是：如果開放這些大陸產品輸台，將對台灣的農民與弱勢產業造成嚴重的打擊。此乃政府多年來一貫的立場，從未因政權輪替而變動，實為「歷史共業」。

     面對貨品輸台的貿易障礙，中國從未向WTO申請貿易救濟與爭端解決。原因是：若在WTO架構下與台灣進行談判，無異承認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所以中國只好默認台灣的貿易限制，而且一忍就是8年。現在機會來了，台灣既然願意赴北京洽簽ECFA，樂意接受「胡六點」的第二點呼籲：「兩岸簽訂綜合性經濟合作協議，建立具有兩岸特色的經濟合作機制」。如此一來，中國就可以擺脫WTO所隱涵的主權疑慮，放心與台灣一談撤除貿易障礙的問題。所以，台灣期盼從ECFA中得到「早期收穫」，中國又何嘗不希望透過這項談判打開台灣的市場大門。未來談判桌上的要求與折衝是何景況？經過兩岸第一回合的協商之後，模樣已經清楚呈現。

     回顧這一年來有關ECFA的爭辯，在反對的論述中，就屬「危害論」（jeopardy thesis）最具說服力。危害論的說辭是：ECFA有代價，而且其代價超過ECFA的利益。舉例而言，台灣對中國的貿易依存度已經高達40.7％，世界第一。簽ECFA以後，依存度將繼續提升，如果台灣把所有的雞蛋都放在一個叫「中國大陸」的籃子裡，安全與穩定堪慮。此外，就產業經濟而言，遠景基金會出版的「ECFA：開創兩岸互利雙贏新局面」一書，即指出兩岸貿易自由化將使台灣電機、電子業的產值驟降3,500億元，而中華經濟研究院的推估則是將下降近3,000億元。當然，事實是否如此，隨著ECFA談判的進行，當中國方面要求台灣降低關稅的清單一一曝光後，真相就會大白。

     然而，可以確定的是，中國既已要求台灣「解禁」原本限制進口的兩千多項農工產品，台灣的弱勢產業與農民勢必受傷。而此正是「危害論」的重點所在：ECFA有代價。至於代價多高，則有待證明。

     贊成ECFA的論述，則以「危險逼近論」（imminent-danger thesis）最具說服力。危險逼近論的說辭是：不簽ECFA，台灣會被邊緣化。因為，東協10加1已經成立，而且全球都在追趕區域性自由貿易協定的流行，台灣如果不與中國簽訂ECFA，勢必無法和全世界接軌，而淪為新的貿易孤兒。

     事實是否如此，可能無法隨ECFA談判的進行而得證。不過，中國的國台辦已經公開否認有關中國願意協助台灣與其他國家簽訂自由貿易協議之傳言。這對「危險逼近論」而言，有助力也有阻力。正面的助力是，台灣真的可能淪為貿易孤兒，所以要把握機會簽訂ECFA。負面的阻力是，中國反對台灣與其他國家簽署自由貿易協定的立場永遠不會改變，所以簽ECFA也無法解決邊緣化的危機。

     事實上，「危害論」與「危險逼近論」是當代傑出的社會科學家與思想家赫緒曼（Albert Hirschman）在其名著「反動的修辭」（the Rhetoric of Reaction）一書中的歸納。危害論指出行動（簽ECFA）的危險，危險逼近論則指出不行動（不簽ECFA）的危險，而他對這兩種說辭的建議是：第一，行動與不行動都伴隨著危險與風險，兩者的風險都應該詳細檢討與評估，而且應該盡最大的可能加以防範；第二，當我們預測事故或災難即將發生時，最好記得一句成語：最壞的情況不一定總是會發生（Le pire nest pas toujours sur）。

     推動ECFA與反對ECFA的論述，此後如果能在比較具體的層次上交鋒，人民也會因此得到一個洞徹ECFA利弊得失的機會。這對一項無比重大的經貿政策之形成，絕對是好事一樁。

社論－ECFA啟動：談判桌上見真章｜言論新聞｜中時電子報

作者：經濟學人 　出處：天下雜誌 440期 20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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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崛起不太和平、經濟過熱不會崩潰，中國的發展一再讓人跌破眼鏡。該如何解讀外界眼裡的中國迷思？

外界看中國，總會產生兩大迷思，一是天真的樂觀主義，認為一個大型專制強權的崛起，可以被國際社會所包容，不至於產生高度緊張。

另一是認為中國在過度放款、過度投資、房市股市高估下，正在形成泡沫經濟。就像一九八○年代的日本，泡沫一旦破裂，中國將陷入長期不景氣。

也許有人會把這兩者聯想在一起：中國和平崛起的迷思破滅，是因為它的經濟奇蹟多半是假象。但事實上，就像中國政府所說的，經濟崩潰的預言，其實是海外少數人一廂情願的看法，因為中國經濟並沒有走到日本當年的地步。

眼前的中國與二十年前的日本，有許多相似之處，但也有明顯的不同。舉例來說，日本的房地產泡沫主要是因為信用過度擴張，而中國有四分之一的購屋者以現金支付，貸款平均只能貸到五成。

中國經濟不會崩潰

中國的投資佔GDP比重居高不下，常被認為是過度投資，事實上中國仍是個發展中的窮國，人均股本只有美、日的五％。中國並沒有金融危機，就算房市、股市真的崩盤，後果頂多是短期的經濟停頓，不會陷入日本式的長期停滯。

中國經濟不是沒有危機。它的銀行放款太快，資金用來做必要的投資還好，用來炒作資產價格就會出問題。政策若不能及早緊縮，泡沫的風險將大增。中國人民銀行最近才剛調高存款準備率，但還得進一步提高利率、抑制銀行放款，而人民幣也必須升值。中國經濟即將崩潰的警告，言之過早，但中國政府再不有所行動，悲觀論者的說法遲早會成真。

另方面，中國經濟實力提升後，外交、政治上將會帶來更沈重的考驗。國際社會已經開始要求它，扮演更負責任的角色，而在國內，中國政府可能無法再拿發展經濟當藉口，迴避要求政治自由的呼聲。

一月中，谷歌（Google）驚傳退出中國時，向來民族主義情緒高昂的中國網民，竟有不少人都力挺谷歌。對中國政府來說，這可能比一堆看壞中國經濟的外資報告更糟——再度證明了，中國最大的問題，出在政治，而不是經濟。（吳怡靜譯）

經濟日報╱劉芳榮（上海富蘭德林律師事務所總經理）】

2010.01.27 03:49 am

就像大陸各地麥當勞漢堡或星巴克咖啡價格不同，因各地物價水準差距頗大，大陸基本工資也都因地而異，甚至同個地級市內的縣級市(像昆山、太倉、吳江稱為縣級市，但都屬於地級市的蘇州管轄)基本工資也不盡相同。

除了基本工資，台商在計算人事成本時，必須再加入加班費、社會福利費等綜合考量，尤其各項福利費用，例如2009年國稅總局和財政部就分別頒佈「國家稅務總局關於企業工資薪金及職工福利費扣除問題的通知」及「關於企業加強職工福利費財務管理的通知」，從稅務和財務兩個角度強化「職工福利費」的所得稅稅前列支處理及會計核算細節，這些福利費用最後都應反映到人事成本內，台商往往只心疼基本工資，卻忽略社會福利也是人事成本的一部分。

大陸基本工資不斷調漲是不爭事實，過去很多台商對地方政府最低基本工資的要求視而不見，但從2008年勞動合同法生效，以及在近期大陸掛牌或回台上市審查時都非常關注勞動人事的合規性來看，台商無法再漠視大陸勞動力成本大幅上升的現象，迫使台商必須思考未來基本工資不斷上漲的對策。

1、勞務派遣公司

勞動合同法明文規定，企業要運用勞務派遣公司的外派人力，必須在這些崗位是臨時性、可替代性與輔助性三大前提下，才能運用勞務派遣公司解決企業人力短缺問題，但勞動合同法實施兩年後，企業仍大量利用勞務派遣公司以達到降低用人成本，並形成勞動人事法律上的防火牆。

2、強化外包

台商應重新分析自己生產工藝流程中的每個環節，保留專有技術或關鍵製程，甚至是特殊配方等步驟，把需要用到大量人力的環節強化外包，進一步降低工廠現場作業人員；也就是說，未來如何利用外包協力廠商降低自己的用人數量？如何找到在品質、交貨速度及成本管控能力各方面都達到要求的外包協力廠商，將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人事成本。

問題是這些外包協力廠商如果也是外資企業，那各項成本再怎麼控管也不會低到哪去，這是目前大陸投資環境最不公平之處，外資企業必須嚴格遵守各項稅務、勞動人事規定，但民營企業卻可以利用包稅、核定徵收等方式合法降低稅務成本，同時，在勞動人事上民營企業比外資企業享有更大的彈性空間。已有不少外資企業鼓勵資深大陸員工回家創業，給予資金、技術或管理上的支持，把原本耗費大量勞動力的製程外包給員工，藉此降低用人成本。

3、 投資自動化設備

如果評估遷廠的成本過高，只能留在原地繼續發展，台商就不該再迷信大陸是個低勞動成本的地方，應該投資大量資金在機械手臂或其他半自動化及全自動化的機器設備上，拉長財務分析年限後，很可能自動化所帶來員工數目降低的經濟效益，會大於固定資產投資的成本。

(本文發自台北，網址www.myChinaBusiness.com)

作者：范疇 　出處：Web Only 2010/01

中國的國際關係，正由「經濟驅動」變為「民族主義驅動」；其轉向速度之快，令人擔憂。

一直到2007年前後，中國的舞步配樂主旋律都是「改革開放、經濟增長」，但這在2008年起了本質變化。促成這變化的，有不可抗拒的自然因素，有世界環境的因素，但其根本，還是中國經濟不均衡發展下的社會壓力因素。民族主義，歷來都是說服人民在壓力時期服從管理的理論基礎。

2008年的兩場自然災害，3月南方雪災以及5月四川地震，提醒了大家，在城市富裕發展的景象底下是依然脆弱的基礎建設，如電網、道路、建築物。當局已經經營了多年的「大國崛起」的氣氛下，中央選擇了「中國是個有能力解決自己問題的大國」的姿態。

20年來中國社會各階層已經養育出了多元化的陽光心態，奧運本來可以是一場向世界顯示中國已經從歷史陰影中走出來的盛會，但是當局選擇了「中國站起來了、一洗歷史恥辱」的民族面子主旋律。奧運前的西藏動亂來的不是時候，搞得奧運期間北京市進入半戒嚴狀態，失了面子。開幕式上因為原唱小女孩不夠可愛而選擇了另一名小女孩對嘴表演假唱事件，也凸現了當局「形象大過真實」的面子價值觀念。

自奧運會以後，中國進入了 「中國已成強國，中國人有能力應付一切困難，中國不需要西方指手畫腳」的心理狀態。

就在這氣氛下，以美國華爾街為震央的資本主義金融危機爆發。金融還沒有和國際接軌的中國，正好利用這機會向人民證明中國特色半封閉體系的優越性。

在國際經濟環境已經不足以依賴、國內內需乏力的情況下，中央再次舉全國之力，推出全世界沒有一個其他國家做得到的「官需刺激計畫」，勒令刺激各級政府投資。在總理的一句「信心比黃金還要珍貴」下，各級官員都心領神會，所做的每一件事都貼上了「中國一定強」的宣傳或暗示。

就這樣在一連串事件之後，民族主義逐步成為中央用來應付一切內外挑戰的工具。鋪天蓋地的媒體宣傳告訴百姓：雖然中國還面臨困難，但中國經濟即將超越日本，某某年份將超越美國等等。

穩定百姓信心無可厚非，危險的是，民族主義已經轉向了「大國民族主義」；從 「中國可以說不」轉向了「中國可以說是」，「誰惹惱了中國就反制誰」。網站上雖然還不多見「不惜和美國打一仗」的高調，但是「印度打不過中國」、「教訓小越南」的言詞隨處可見。

決定舞步的是樂曲，決定樂曲的是主旋律。

在奧運前十年的中國，固然也發生過定時定點的民族主義迸發，但那都是開放路線主旋律的伴奏。自2008年以來，民族主義快速形成另一主旋律，幾近取代原來的主旋律。

     ‧聯合新聞網 2010/01/25

美國網路搜尋公司谷歌「威脅」退出中國市場風波越演越烈，大陸媒體提出中國成為美國和印度兩國「網路敵人」的說法，美國媒體建議華府將中共限制網路搜尋告進世貿組織，看來一場糾葛商業、政治、戰略、文化甚至價值觀的「網路戰爭」已難避免。  

根據大陸的中通社，美國國防部長蓋茨20日訪問印度時，美國和印度兩國官員聲稱中國可能已成為兩國的「網路敵人」，美國更準備扶持印度制衡「網敵」中國。「網敵」一詞的出現，顯示「網戰」已經開打。

    美國的舊金山紀事報今天刊載律師席爾 (PeterScheer)的文章，指控中國「防火牆萬里長城」過濾谷歌等網路服務企業的搜尋結果，形同阻礙國際貿易，美國政府訴諸世貿組織不會站不住腳。理由是，中國禁止外國公司透過網際網路在中國市場競爭，違反了國際貿易規則。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時，答應對境外或外國企業提供服務業方面「無限制的准入」與「平等待遇」，此處所指的服務業包括網路服務企業。席爾敦促美國政府運用谷歌與中國之間的「網路糾紛」，向中國發動「貿易」戰。

    席爾也擔任「第一修正案聯盟」組織的會長。這個非營利機構的主旨就是呼籲美國政府藉由世貿組織的國際貿易條款，制衡中國政府限制境內人民上網搜尋、連絡與溝通的自由。他認為透過世貿組織把這場「網路戰」當作「貿易戰」來打，有兩大好處：

    一、世貿組織的裁決可讓勝方和所有「受害」方對敗訴方的出口品課以高關稅；這點中國自己也服氣，因為它經濟日益強大，與外國難免會有糾紛，勝負裁定只能接受──除非它想關閉自己，不與世界貿易往來。讓中國接受貿易的「普世標準」，更能強化「資訊自由」的普世價值。

    二、對美國而言，玩「世貿牌」既可展現它對中國限制網路自由「嚴肅看待」，又可將戰線圈在國際法程序內，避開直接衝突，否則，人權、西藏、匯率、台灣、減排等「歧異」同時爆開，不把世界嚇壞才怪。歐巴馬政府不會、也不能把中美關係鬧僵。

    谷歌當初決定進入中國市場，或許真如英國衛報等西方媒體所批評，是抱著既貪婪又天真的想法──貪婪巨大的中國市場，天真以為網路科技會「質變」中共政權。如今想來果真是患了大頭症，就算把美國政府也拖下水，也難保北京政府會在這場對峙中讓步。目前為止，中國政府的發言仍是一幅財大氣粗的樣子──何況還有微軟等同樣美國公司，在等著撿谷歌一旦退出中國市場的便宜。

    的確，中國似乎有其洋洋自得的理由：你們越是認為這世界上不可能有「資本主義經濟和專制政治體制並行」的國家社會，我越要證明給你們看就是可能！

    但是，僅僅限制搜尋功能一事就引起「貿易仲裁戰」這麼大的風波，若加上美國力促中國調查駭客盜取企業資訊並公開調查結果，其中牽涉的經濟﹑資訊安全等利益更是糾葛不清，難怪今天的衛報宣稱，網路空間儼然已成新戰場。台灣是貿易大國，更是網路科技「有望」大國，看著兩大巨人「網路開打」，別有一番滋味。

             2010-01-21

行政院環保署18日在台北公務人力發展中心舉行「跟隨碳足跡─發現減碳新道路」國際論壇，會中請到英國「碳信託」經理Robin Dickinson針對各國碳足跡制度發展及相關規範進行演講。（趙雙傑攝）

     在丹麥哥本哈根召開的聯合國氣候高峰會議，最終雖然未能就各國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量的具體額度和時程達成協議，但節能減碳的確已經成為全球共識。從而各國如何設定以及達成減排目標，也就成為各國政府的治理要務。我國因為特殊的國際處境，未能獲邀參加全球氣候峰會，但卻不能也不應漠視此一國際性議題。因此，針對行政院已於本周一正式成立節能減碳推動會，並預計於下周四的院會通過提出各部門的具體減量目標，我們認為這是政府施政正確而必要的一步，值得肯定也值得期待。

     行政院所啟動的節能減碳計畫，其設定的目標是以「2020年回歸2005年排放基準」，作為短期減碳總量管制目標。這樣的計畫目標，較諸歐盟等國家所設定於2012年必須回復到1990年的水準平均再減5.2％，我國的減量目標明顯只能算是低標準。但問題的重點，其實並不在於標準的高低，重要的其實在於這些自我設定的目標，如何能保證政策的延續性，並在周密配套下確實被執行。

     首先檢視政策的連貫性，自從節能減碳持續增溫成為國際熱門議題後，在台灣也同樣是一個備受矚目的公共議題。而在過程中，民間、學界基本上扮演鼓吹、宣導的角色，相對地政府和企業界的回應則顯得被動和猶疑。譬如令大家印象深刻的於去年哥本哈根峰會召開前夕，當時的賦改會部分委員即曾倡議應加速實施開徵能源稅，但在企業界和政院的聯手下，開徵能源稅之議迅速被擱置。於此可見推動節能減碳，設定減排目標，確實是知易而行難。

     檢視減碳政策是否連貫的另一個指標，其實不妨看看政府的具體作為。行政院本周一成立節能減碳推動會，並由副院長朱立倫親自擔任召集人，看似要大步推動節能新政。但遠的不談，其實行政院在前閣揆劉兆玄主政期間，就已曾於2008年9月正式通過「永續能源政策綱領」。因此，國人自然想知道，行政院如今新推出的行動計畫，和舊的政策綱領之間，究竟是存在怎樣的關係。是各不相干的兩套政策主張，還是換湯不換藥的新瓶裝舊酒。國人之所以有這樣的質疑，其實只要回顧過去的政府施政，幾乎每一位新任的閣揆，都要提出一套名稱響噹噹的國家建設方案，如此循環不已，到底只是換湯不換藥，還是玩弄朝三暮四、朝四暮三的把戲，甚或喜新棄舊，使政策無法連貫，還真需要好好比對、檢視一番。因此，同樣地我們認為行政院院會於下周四核定最新的減碳行動計畫時，也能夠總結迄今為止政府主導推動節能減碳相關政策綱領的執行情形，績效卓著的自然應繼續深化，績效不彰者則應檢討原因並調整改進，至於推動有困難者更應找出癥結對症下藥，才不致淪於空談或無疾而終。

     進一步檢視此一最新版本的節能減碳行動計畫，在設定目標年的減排標準後，換算起來各部門將需減少共計8,700萬噸的二氧化碳。這其中，大量使用乾淨能源及替代能源、推廣綠能產業估計可減量接近半數的4,100萬噸二氧化碳，相對的節流方案則預計只能減少450萬噸。於此姑不論這些數值是否精確，但政府真要認真推動，其實也就意謂著今後十年，在推廣綠能產業以及使用乾淨、替代能源方面，將有十分可觀的商機。

     行動計畫中另一個受矚目的方案，為責成排碳大戶的台電、中油赴境外購買碳權，以期能達到減量2,670萬噸的目標。要在短短的十年內，要求台電、中油兩家國營事業向境外購買如此龐大的碳權，對兩家公司來說堪稱是全新的經驗與高難度的任務，畢竟國際碳權交易市場運作並非完全成熟，其中充滿投機風險，如果未能審慎處理，只怕花錢卻不能收效。

     此外，包括開徵能源稅、碳稅，規定重大投資案承諾抵換、企業海外購買、綠建築等，也被賦予相當額度的減碳目標。但是以能源稅、碳稅開徵舉步維艱的境遇，令人懷疑其預設的減碳目標是否不切實際。至於研議將汽油燃料費，由現行的隨車徵收改為隨油徵收，其實是早該做的事，但勢必對耗油量大的計程車與大眾運輸業的營運成本有所影響，而極可能引發反彈抗爭。政府如要面面討好，則勢必難以推動，但如果過度讓步，不是使減碳目標難以達成，就是出現新的不公不義。看來如何創造雙贏、三贏，而不是雙輸、三輸，行政院要如何執行減碳行動計畫，正是政府治理能力的最新考題了。

社論－推動減碳行動計畫考驗政府治理能力｜言論新聞｜中時電子報

              2010-01-19

ＮＣＣ公告未來三年電信資費調整係數（Ｘ值），參考前年度消費者物價年增率，今年四月起行動電話簡訊、網外、行動打市話將調降五．八七％；ＡＤＳＬ電路費與長途電話調降五．六八六％（每月省二十元）。（製表：林上祚）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依據電信法，經過嚴謹的計算，按照法定程序，公告調降電信費率。但是，電信事業猛烈反彈，先譏諷獨立管制機關是聖誕老人，一味討好消費者，然後公開表明將裁員以示抗議，最後組團去行政院上告。行政院長吳敦義告訴電信集團：會轉達業界的意見給NCC參考，但是費率由NCC決定。

     電信自由化已經13年，電信法第26條對於通訊資費的管制規定自始存在，現在NCC依法執行費率管制措施，電信集團竟然反對與抗議，究其原因，此乃自由化之亂象，也是民營事業的公營心態使然。

     電信自由化就是要打破法律上的特許與獨占，讓民間事業參與競爭。此一管制解除工作，因為能替電信產業創造商機，自然激發投資意願，並促進經濟發展。但是回顧歷史，在電信自由化的歷程中，從準備期、競爭期到市場成熟期，確有型態各異、等級不同的亂象產生。在準備期，有意參進市場的競爭者，往往會透過政商關係，試圖影響開放時程、開放的家數和門檻。每家事業都希望自己能擠入開放名單，並希望政府對開放的家數設限，以便寡頭壟斷市場。所以在準備期，各種遊說活動從不間斷，市井傳言也多方咬定當局將圖利特定對象。此一亂象看在人民眼中，不懷疑自由化的美意也難。

     電信自由化進入市場競爭期以後，業者之間的鬥爭隨即登場，市場上中華電信與新進業者的爭執可以持續多年而事端不息。在這類糾紛中，新進業者總是痛陳中華電信如何挾其剩餘之獨占力，遊走在公平交易法的邊緣，以不對等之競爭條件從事不正當之剝削行為。此外，新進業者也喜歡集結成鬥陣集團，或以上游的聯合獨占力封鎖下游競爭者的市場，或以下游的市場占有率消滅上游敵對者的商機。

     歷經準備期與競爭期的陣痛，市場步入成熟期，卻是自由化沈淪的開始。因為在激烈的競爭過後，殘存的業者大都已經體會彼此敵對的苦楚，於是開始聯合，或形成策略聯盟，或暗中協商費率，使得自由化之前原本由公營事業獨占的市場，在自由化之後反而變成被民營事業壟斷經營的局面。若問這世間可有比「公營獨占」更糟糕的市場，那無疑是「民營聯合壟斷」。自由化走到這一步，努力就全盤白費了。

     電信自由化怎會帶來這麼多的悲情？原因無它，一切皆因錯把自由當放任，政府沒有做好管制工作，而民營事業不服從管制措施所致。政府執行自由化政策，在事前應該有完善的開放策略，在事後則須實施嚴格的市場結構管制與競爭規範，如此方能杜絕解除管制的副作用和後遺症。就電信而言，釋照辦法在最初的6年之間總共改變了4次：開放2G行動電話時採審議制，開放固網執照時採取高資本額的門檻制，開放3G行動電話時改採競標制；最後，當時的交通部乾脆修改電信法，明目張膽地配合電信集團，規定日後發照只能採審議制，不能用競標制，以節省電信事業的競標金支出。這種反覆無常的管制策略，明顯暴露出電信管制者向財團示好的馬腳，如此的自由化怎能健全？

     電信從公營獨占到民營開放，確實提高了行動電話的普及率，並且大幅降低了電信用戶的通訊支出。這些福祉原本可以實現得更早，可惜的是，業界的聯合遊說奏效，致使當年的電信總局延後「號碼可攜服務」的既定時程，破壞價格競爭機制，耽誤用戶原本即可享受的福祉。而這些事業都是受自由化與開放政策之賜，日進斗金的成功者。但是，立足之後，便欣羨市場未開放前，公營事業做生意沒競爭的時代，因此渴望政府讓彼等也能享受公營一般的悠哉經營生活。果真如此，當初何必開放市場？

     公營事業的特色是：經營上有法律特許；做生意沒市場競爭；赤字由國庫挹注。所以，民間企業如果有圖謀特許的陰謀，有排除價格管制的企圖，或有經常請求減稅者，都是深具公營心態的民營企業。這種心態一旦作祟，同業就會聯合起來，慫恿政府官員和立法委員，修法配合其利益。例如，修改電信法，廢除電信資費管制。

     企業家精神就是冒險勇進的精神，台灣下一波的經濟飛躍，繫於企業家精神的發揮，所以民間企業的公營心態必須受到嚴格節制和道德譴責。公營心態腐蝕企業家精神至巨，而且感染性極強，一旦在企業間擴散開來，台灣經濟就堪憂了。

社論－電信資費管制當然是NCC的職責｜言論新聞｜中時電子報

【聯合報╱謝劍／佛光大學名譽教授（宜縣礁溪）】

2010.01.18 04:11 am

新年前不久，溫家寶先生發表談話，很興奮地說：「再過四十年，中國將是一個既富強而又民主的國家！」他大概是在說要等到中央專政滿一百年之後，才來談民主。理據何在？他沒有多加解釋，但至少他沒有否定民主的價值。因此筆者認為四十年太久，但求朝夕。

平心而說，大陸上近年來的發展和成就，大家有目共睹。改革開放後至今已將四億多農民帶入城市化，ＧＤＰ的成長年底可望超過日本，達到全球第二。高速鐵道日本和法國都想搶吃這塊大餅，但他們自己來，且最近開通的一條時速竟達三五四公里，世界最快。開發新的能源發展，居然部分還跑在美國前面，並轉讓技術於後者。如果和德國的合作能成功，大陸將擁有世界第一條從上海到杭州的長程磁浮列車。

值得注意的是，不僅能把太空報廢衛星打下，更驚人的是最近北京宣佈突破反飛彈的技術，令西方某些野心家寢食難安。至於人民的衣食問題，經過基因改變的新水稻，產量竟增加到百分之二十以上。當《紐時》記者參觀過福建幾個合作製造服裝的設施之後，報頭的大標題居然是「中國為全球人類著衣」。中國似乎已改變了近百年來挨打挨餓的局面。

問題得看另一面，老生常談的貧富差距，按聯合國新訂標準，即每天收入不到一美元的貧民，北京估計全國還有約三千八百萬人，而外人估計竟有高達一億一千萬者。專政之下，司法失去約束的機制，貪贓霸道橫行，冤假錯案成堆，上訪申冤者往往以「思想有問題」被關入精神病院。以千萬計的少數民族，因主體社會的快速發展被甩得愈來愈遠，也埋下了動亂的種子。

傳媒如《人民日報》只是黨的喉舌，有人識諷它的內容只有日期是真的，連氣象報告都可以作假（北京有超過攝氏四十度可以不上班的規定，就改成只有三十九點八）。談到汙染，全球汙染最嚴重的二十個城市，大陸竟有十六個，算是搶了另一個第一。

追根究柢，這些負面因素都是「專政」必然結果。因為沒有權力制衡的機制，所有官吏不是向人民負責，只須向上級主子效忠。何如根據《八二憲法》中對言論自由的保障，重審六四事件前夕被擱置的新聞法，開放報禁。須知言論自由是一切自由之母，猶憶約十年前美國報業代表團在訪問前總書記江澤民時，曾委婉說明如果大陸有新聞自由，早點揭露，何至於讓賴昌星貪汙案一發不可收拾，致多人被判死刑。他竟答以「如開放報禁，中國將立即分崩離析」。

今天的網路言論很多都不負責任，禁不勝禁。理應開放報禁，讓人民了解真象和抒發內心感受才是正途，對誨淫誨盜和不負責任的可依法嚴懲。壓抑言論自由和封鎖新聞不但不能團結國族，效果可能適得其反。更何況無限期專政將使國民人格墮落，也無法面對台灣問題的和平談判。呼籲北京當局儘速頌佈一項保障言論自由的新聞法，並以此促成司法獨立，逐漸走向民主。

四十年太久，但爭朝夕。

英国《金融时报》 杰夫•代尔 北京报道 2010-01-15

“我们知道，当大国之间合作而非碰撞时，大家都能得到更大收获，”他说道。美中“两国集团(G2)”的概念由是流传开来。

然而，仅仅过了八周，中美构建一个调和国际争端联盟的想法，似乎就越来越不可信。一系列冲突削弱了期待中的和谐关系，谷歌(Google)因审查制度和黑客入侵而威胁退出中国，仅是其中最新的一例。

“这是一次高风险的对抗，今年美中关系将远比去年更为艰难，而谷歌可能只是今年开出的第一枪，”美国亚洲协会中美关系中心主任奥维尔•斯科勒(Orville Schell)谈到谷歌声明时表示。此次冲突不仅事关谷歌，而且“可能影响中美关系，以及互联网的未来。”

中美政府仍然对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的明显失败耿耿于怀。中国官员觉得自己在会议上遭到了埋伏，尤其是奥巴马政府提出要对中国的气候变化政策进行国际审查。中国自己也激起了一些怒火。据报道，当时一位中国官员曾用手指着奥巴马并对他提高了嗓门，此外中国还曾派遣一位副部长去参加了一次政府首脑会议。正如布鲁金斯研究所(Brookings Institute)的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所说，这是“精明的中国政府通常不会使用的笨拙战术”。

上周，五角大楼批准对台出售导弹的决定激怒了中国人，同时，中国政府面对奥巴马会晤达赖喇嘛的可能性。另外，对于美国及其它国家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吁，中国也予以了强硬的反击。中国国家总理温家宝最近表示：“我们不会屈服于任何迫使我们升值的压力。”

中国反对对伊朗实施更严厉制裁的鲜明立场，也令奥巴马政府深感失望。中国驻联合国大使张业遂上周表示，要找到伊朗问题的解决方案，需要“更多的时间和耐心”。此外，去年12月25日，中国判处异议人士刘晓波有期徒刑11年，引发了中国与西方国家有关人权问题的一波新的争论，谷歌因审查制度威胁退出中国，延续了这场争论。

奥巴马政府的官方立场是，这些是两个相互关联的重要国家之间的正常分歧。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周三表示：“我们正努力构建一种成熟的关系，不会因为我们或另一方做了一些令对方不满意的事情就中断。”

一些驻北京的外交官猜测，中国最近一些言辞上的强硬，可能是在国内为一些政策上的变动铺路，比如汇率问题，或是伊朗问题。但中国学者表示，西方国家对仍然自视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施加的诸多要求，令领导层颇为恼火。北京大学(Peking University)中美关系专家王栋表示：“由于西方国家最近在如此多的纠纷上施加的压力，中国也深感失望。中美之间存在认知差，因此它们的预期和现实之间总是存在巨大差异。”

对于华盛顿与中国如此密切接触将会收获什么，美国政策界产生了越来越强烈的幻想破灭感。华盛顿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中国专家尼古拉斯•拉迪(Nicholas Lardy)表示：“在美国政府内部，越来越多最高层或接近最高层的官员真的开始怀疑，与中国在重大全球问题上密切合作的前景是什么，以及它是否仍有可能转变成一种更为敌对的关系。”

“我们正处于一个潜在的引爆点——基于中国的实际行为，那些原本认为中国会融入体系并在其中扮演积极角色的人，越来越难让自己的观点站得住脚。”

在北京工作的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教授沈大伟(David Shambaugh)表示，如此复杂的外交关系经历波动很正常。但他表示，北京的做法体现了一种“强硬的态势”。他表示：“体系中正在发生一些事情，似乎已促使中国退出对外接触，变得更加自闭。”

社論－台灣出生人口創新低的警訊

• 2010-01-16

     內政部甫完成的人口統計顯示，台灣去年出生人數19.1萬，非但創下歷年新低，並且較10年前驟減10萬人。以國內持續下滑的結婚率、生育率研判，台灣未來每年出生人口還會進一步下降。影響所及，非僅當前民間消費不振而已，更將壓縮未來台灣長期的經濟成長動能，不容輕忽。

     我們先回顧一下10年來台灣人口的變遷。10年前每年結婚的新人有17萬對，去年已跌破12萬對；10年前生育第1胎的平均年齡為26歲，如今已逼近30歲；10年前平均每位婦女一生中生下1.7個小孩（即生育率），去年已降至1.0人，生育率之低在全世界已是敬陪末座。隨著青年人結婚、生子的意願降低，台灣每年的出生人數屢創新低，可謂其來有自。

     那麼接下去要問的問題是：為何現代青年人結婚率會降低？為何生小孩的意願也這麼低？這其中除了受世代價值觀左右外，我們認為經濟能力的變化是非常重要的影響因素。10年前台灣失業率難得超過3％，但是如今超過5％已是常態；10年前大學畢業生進入職場的起薪有2.8萬元，如今已快跌破2.0萬元。這樣的大環境無疑是令人沮喪的，在經濟狀況不佳復以政府社會安全網仍不周全下，年輕人非但沒有足夠的經濟力結婚，即使結婚也是生不起、養不起。

     就業問題確實是今天台灣結婚率持續下滑的重要原因。依據主計處的失業調查可以發現，這10年來25-29歲者的失業率由3.8％升至8.8％，20-24歲者的失業率更由6.8％升至14.7％。談戀愛時可以暢談「琴棋書畫詩酒花」，但是一旦結婚面臨的便是「柴米油鹽醬醋茶」，在青年人失業率急速升高下，結婚率如何不下滑？生育率又如何不年年創新低？

     也許有人說，不結婚不生小孩也沒關係，反正台灣人口密度已高居世界第2，人口少些，也許生活可以更舒坦些。這個說法聽來有些道理，但是從經濟面而言，出生人數續降不但會影響當年的民間消費，往後推10年，人口結構中的青年人會愈來愈少，高齡者愈來愈多，更進一步會使得社會生產、消費動能萎縮。我們可以觀察亞洲高齡化最快速的日本，1985年日本出生嬰兒人數145萬，至1994年降至122萬，這段期間日本民間消費的年增率由1992年以前4％到7％，逐年下滑，1995-2000年平均年增率僅1.0％，近年來民間消費年增率更經常處於1.0％以下。

     其實，英國經濟學家凱因斯早在1930年代已發表文章證實人口成長與景氣榮枯息息相關：人口成長快，民間消費容易被帶動而使得就業與景氣回升，反之則容易導致不景氣。近代日本人口成長趨緩對日本民間消費的影響，再度說明人口成長趨緩對經濟的影響之大、之深、之遠，不容低估。

     不論從經濟理論或從日本的經驗都告訴我們，出生人口下滑與景氣之間會形成長期的景氣低盪循環，這個低盪的循環對經濟的衝擊雖不像金融海嘯、資產泡沫那麼強烈，但是一旦進入這個循環後即久久揮之不去，台灣這些年已逐漸進入這個低盪的循環而不自知。遺憾的是，近十年不論藍、綠那一黨執政，決策高層永遠只會把注意力集中於刺激短期的景氣，在加碼發放老人津貼、老農年金等短期措施上爭先恐後，但在出生人口、生育率年年下滑這件事上卻始終視若無睹，或僅寥寥數語、或僅幾行文字略表關心，而對於如何解決這個人口下滑的困境永遠沒有一套前瞻、宏觀的計畫。政治人物的短視，令人不勝唏噓。

     我們舉一個實際的例子。2008年7月，鑑於國內出生率下滑日益嚴重，經建會準備向賦改會建議給予每位新生兒18年的長期租稅抵減，並且採累進優惠制，讓生育到第三個小孩的家庭，享有更大的所得稅抵減幅度，藉此提升台灣的出生率。然而這個方案幾經高層討論後，依舊不了了之。內政部官員近日語帶無奈地表示：「有關獎勵生育所想出來的辦法，都被財政打敗了！」政府決策高層決策缺乏遠見，於此可知。

     我們認為政府今天財政雖然困難，惟每年虛擲預算興建蚊子館的計畫所在皆是，絕不至於窮到沒有錢進行生育獎勵，這一切端看決策高層是否看清了未來10年、20年台灣的經濟處境。看看今天的日本，想想10年、20年後台灣年輕人口稀少，到處是孑然獨行的老人，決策高層還能如此無動於衷，而繼續吝於獎勵生育嗎？

社論－台灣出生人口創新低的警訊｜言論新聞｜中時電子報

           【聯合晚報╱社論】2010.01.15 02:07 pm

1月14日華爾街日報刊出一幅漫畫，一隻看來火冒三丈的巨龍把玩著一個小小的電腦，一個拎著公事包的企業家則正拔腿逃離現場。無需隻字片語註解，這漫畫道盡了最近Google揚言退出中國市場的處境。

Google若撤出中國，不但是這個企業和中共政府的雙輸，還要加上中國人民無法像全球網友一樣隨時「Google一下」的三輸。當今的國際性企業，少有人敢輕言放棄中國市場，Google何苦去做被視為「蠢極了」的事？也有人呼籲Google要勇於和中共的網路審查制度纏鬥下去。但企業在商言商，就算以社會責任為念，很難要求個別企業負起「單挑巨龍」的全部責任。這件事確實需要國際輿論的聲援，北京尤應反省「網路民主時代」的政府角色問題。

網路世紀來臨，強烈衝擊著中國向來的言論管制。當網路力量無遠弗屆之時，中共政權仍試圖設置「路障」。諸如Google和Yahoo，幾乎全球通行無阻，但為進入中國市場都曾低頭妥協過。雅虎曾被控向中共當局交出帳號資料，導致中國異議分子石濤等人被捕和判重刑，國際譁然，美國國會還為此開過聽證會。這種使得雅虎和中共面子雙輸的難堪紀錄猶在，如今類似的網路審查和干預卻仍繼續發生。

Google這次面臨的問題，已不是Google自己的問題。如果要針對「在中國做生意」吐苦水，受害台商一定大排長龍踴躍報名。但我們從台灣的角度看這個議題，倒不是要導引出「所以台灣不應該和大陸簽ECFA」的結論。正相反，Google的例子發酵，說明全球化企業前仆後繼叩關中國市場，將逼使中共當局面對其管制手段引起的效應。中國儘管商機無限，也許今天自恃「百度」而不甩Google，但市場環境一日不公平不自由，國際抗議就一日不停；中國想坐上全球市場龍頭的位子，不可能安穩也不可能服人。巨龍要想威風，終究必須選擇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

Google挑戰巨龍 | 社論 | 意見評論 | 聯合新聞網

2010-01-15

Google宣布準備退出中國市場。這個消息，讓網民目瞪口呆。

     中國的知識產權保護問題，一直飽受世人詬病。以資料（包括電子書籍）共享為例，新浪的「共享資料庫」一直是允許網民隨意上傳和下載的。但是Google的數字圖書館卻遭致中國作協和文字著作權協會以及網民們的一路喊打。國人面對侵權問題所採取的不同標準，確實表現出某種強烈的傾向性。

     沒有了Google的搜索引擎市場會是什麼樣子？有消息稱，雅虎對於Google的準備退出表示歡迎。那麼，Google的做法會不會引起連鎖反應？沒有了Google和雅虎們的中國互聯網會是什麼樣子？尤其耐人尋味的是，Google的離去會成為國際互聯網運營商的一個模式或範本嗎？

     無疑，Google的離去是一場多輸的遊戲。Google這類公司，不僅引起技術引領的作用，更因為它們的存在，國內市場出現了傳說中的「鯰魚效應」。沒有了這種效應，國內相關產業的發展無疑會受到巨大的影響。

     眼下，正積極融入世界經濟格局的中國市場以及中國本身，應該採取什麼樣的姿態和胸懷面對他人的競爭，顯然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課題。很顯然，這場遊戲沒有贏家。（摘錄自《南方都市報》2010-1-14，作者馮磊，原題《Google撤退，一個多輸的遊戲》）

谷歌、商業與人權

• 2010-01-15

放大

圖為支持Googled的民眾送花到Google北京辦公室加油打氣，而一旁也有網友嘲諷的貼上「Google 再見」。（美聯社）

     谷歌公司十二日由其法務長在部落格宣布，將檢討該公司在中國營運的可行性，此舉意味著未來可能必須關閉在中國的營運。這項宣示，立即引發全球震撼。對於企業社會責任的專業社群來說，谷歌的宣示，無疑又使人們對於商業與人權的複雜關係有了新的體認。

     這幾年來全球的主要資訊科技業都曾在此議題上為與中國市場相關的營運策略所困。如台灣的電腦大廠宏碁、華碩和明基，日前就因配合中國政府要求在個人電腦上安裝過濾軟體「綠壩」，而被美國加州軟體公司列為被告，求償二十二億美元。在這個脈絡下，谷歌宣示對中國搜尋引擎市場將採取符合尊重人權要求的新政策，對其他涉及中國市場的資訊科技廠商，也就成為考驗企業責任擔當的新挑戰。

     在過去，對於規範多國企業在尊重人權上的企業責任，國際間最具權威的文書當屬經合組織的《多國企業指導綱領》。按照這份文書，多國企業在尊重人權上應「符合地主國的國際責任與承諾」。這個立場過去在企業社會責任社群中經常受到批評，因為被認為無法對企業處理國際公認之人權標準與地主國政策間可能的衝突性要求提供足夠明晰的指南。此一情勢在地主國政府未批准特定國際人權文書時尤其顯得尖銳，構成多國企業國際投資的熱點議題。

     例如，在谷歌的例子裡，如果依據《多國企業指導綱領》，由於中國政府至今尚未批准《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該公約對於公民自由的保障並不構成中國政府的國際責任與承諾；就此而言，谷歌公司在中國的營運採取符合中國政府政策的作法，並不構成違反企業尊重人權的責任。

     但是，《多國企業指導綱領》並非國際社會關於企業人權責任的唯一國際準則。聯合國廣被引用的《全球盟約》即表示，企業應在其「影響範圍」內支持和尊重對國際公認人權的保護，同時不應成為人權侵害的共謀（complicity）。按照聯合國的《全球盟約》，這兩個原則是相輔相成的；一是涉及企業行為在人權議題上直接與間接的相關衝擊，二為企業與政府或其他團體的關係和互動是否涉及人權侵害。

     以谷歌在中國的營運為例，谷歌公司將發現很難聲稱對搜尋引擎的使用進行言論審查乃在其公司的影響範圍之外，也因此，谷歌公司必須在其影響範圍內確保其自身不會成為人權侵害的共謀者，換言之，企業不會與其他行為者共同涉入侵害人權的事件。《全球盟約》的「共謀」觀念，並非法律用語，因而不涉及谷歌是否存在法律責任的問題，但無疑地，涉及共謀人權的侵害，對谷歌公司的企業聲譽，始終是高風險的威脅。

     對谷歌這樣以「不為惡」為企業行為準則的公司，這種企業聲譽風險是個難以承受的重。在該公司的行為準則中，谷歌表示將會致力增進世界各地用戶的隱私和言論自由，如用戶的隱私和言論自由面臨來自政府的挑戰，該公司將會努力執行國際公認的尊重人權的標準。這個以國際人權標準為準的企業人權政策，使谷歌廣泛獲得使用者的信賴，但也使得它在相關的人權議題上特別容易受到傷害。從這個角度來說，谷歌運用其影響力去促使地主國政府在公共政策上推動與獎勵尊重人權行為，就成為其維護競爭優勢的必要作為。

     谷歌的事件正彰顯全球化時代企業責任的特殊性質。企業在因應人權議題時，必須考慮到普遍接受和普遍適用的人權標準，而無法以特定國家的政治文化與政府政策為依據。在全球化時代，每個企業都是國際間複雜經濟系統的一部分，企業所產生的影響絕非限於一國之內，自然考慮其影響時就必須秉持跨國界的國際準則。這點，是正在鼓勵企業「走出去」並且採取高標準企業責任作為的中國政府所該高度注意，也是台灣企業該給予更多關注的。（作者為台灣企業社會責任協會祕書長）

谷歌、商業與人權｜言論新聞｜中時電子報

社論－拼裝車式經濟政策 沒方向也沒前途

• 2010-01-15

放大

博智金融控股公司與香港上市公司中策集團取得南山人壽股權後，勞資問題似乎愈演愈烈，等不到博智有善意回應之下，南山人壽青年軍11日號召萬名同仁走上街頭集會抗爭，。（沈福地編譯／美聯社）

     本月十二日媒體的財經新聞有兩個重點，都相當程度會影響未來台灣的經濟發展。其一，是勞委會通過了勞基法修正草案，希望套用德國「併購不得改變僱傭」的法律邏輯，要求將來非股份有限公司及金控公司於併購時，不得解僱員工。其二，是關於取代促產條例落日的產業創新條例，其主軸就是要對於各行各業的研發創新予以補助，並以降營所稅率等方式，吸引外資外商來台。

     前述這兩項法案一個只是主管機關的修法初步意見，另一個則已將進入立法院二讀、三讀，但兩者爭議卻不相上下。勞基法如果依勞委會規劃修正，許多金控公司都心驚膽跳，也使台灣離自由市場更遠。企業合併就是要取得綜效，而員工調整當然是必要的改善績效手段。倘若金控公司併購後不准裁員，甚至新的法案還可能溯及既往，則必然會使意圖擴張金融版圖者卻步。「併購不變僱傭」是德國法律的精神，但德國勞工有綿密的證照保護、有淵遠流長的哲學背景；台灣別的都不學德國，卻只有勞工制度抄襲人家。這種半調子的制度移植，是否與社會情境格格不入，難免讓外界質疑。

     再以產業創新條例的立法爭議為例：這部法律的重點就只有「降稅」兩個字，除了一般營利事業所得稅降到廿％，更在爭議性極大的第卅條，要將營運總部的各種賦稅再做降低，營所稅率甚至要降至十五％。執政黨一貫的邏輯，就是要把各種稅率設法與新加坡、香港拉平，不但在產創條例、所得稅法中如此，去年初大幅調降的遺贈稅率也是同樣的構思。但是新加坡與香港都只是彈丸之地，既無製造業基礎，當然也沒有廣大的基層勞工，經社結構與台灣截然不同。我們明明與星、港不同，但卻偏偏要學他們以低稅吸引過境商務的模式。這又是片面移植稅制的突兀思維，財經學者對此早有強烈批評。

     除了前述兩個待審法案之外，台灣過去幾年通過的全民健保、勞保年金等社福制度，卻又有相當程度的北歐色彩。台灣的健保方案頗受諾貝爾經濟學家克魯曼好評，但克氏卻沒注意到，我們的衛生署長把烏紗帽提在手上要求漲健保費，卻仍然遙不可及。台灣人民一方面享受北歐級的健保社福，一方面租稅負擔率卻只有北歐的三分之一。這樣拿得多、付得少，政府上下沒有一個人在乎健保與年金難永續營運的現象。簡單地說，台灣只想移植北歐的社福給付，其他的制度卻不肯、不願學習。

     台灣的政治人物就是愛做拼裝車。在公共建設方面，捷運系統與車廂有加拿大有法國、高鐵運輸組件有日本有歐洲，一切的拼裝取擇，都看政治人物的臉色決定。在政策制度方面，我們似乎是要勞工學德國、降稅仿星港、社福學北歐、大學抄美制、黨務效老共、憲法則是集拼裝之大成，好不熱鬧。拼裝的好處美其名是能「取各家之長」，但實質上卻極可能是左支右絀，各種移植器官在體內互不相容，最後極可能悲劇收場。

     舉個例子來看，一個國家如果社福制度要學北歐，就一定需要大筆稅金因應其開支，故勢必不可能採取低稅率。相反的，如果堅持要採低稅率吸引過境商務，那就不可能有餘裕預算來照顧社會福利。再者，台灣自二○○一年以來就不斷推知識經濟，但似乎卻渾然不了解知識經濟時代由於產業更迭迅速，必然牽涉頻繁的勞工異動，故推動知識經濟就難免有勞工社福的配套思慮。但可惜的是，台灣的民粹政治、短視政客、庶民思考，就從來不曾綿密周詳。拼裝車不是少了輪胎就是熄了大燈，只要過一段時間，就必然是難以為繼了。

     以過去數年的重大公共政策操作來看，坦白說，沒有人知道我們的政府要把台灣經濟帶向何方？是北歐的大政府？是星港的輕稅簡政？是德國的國家資本？是美國的自由市場？是英國的民營化？是韓國的財團主導？是印尼的家族裙帶資本主義？究竟是什麼？台灣人民已經不敢奢求聖君明相，只期待有個方向，如此而已。

社論－拼裝車式經濟政策 沒方向也沒前途｜言論新聞｜中時電子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