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bEX 雲端視訊會議

對於現在的台灣人，思想中沒有什麼歷史的情結，也很少過去台灣人的悲情。而且有部分從小不會講台語，如同筆者即出自半個外省家庭，對台灣這片我們生長土地的前途思考，需要時間和啟發。感謝上天給予我們有反思和成長的良機，許多人生觀和價值觀的培養，是在各種理論、思想與宗教意識的相互激盪中建立起來。我相信我們的社會需要愛，常常在缺乏愛的出發點上，容易使別人受到傷害。希望能從個人的觀點和認識，從一些事例中反省，來稍微談一下台灣前途的思考。　　　　　　　　　　　　　　　　　　　　　　　　　　 中國人的思考框架 　　先談關於中國（大陸）人的部分。在海外不少台灣人與中國人相處的直接感受，是思考方式和觀念的極大不同。在馬克思主義的教育下，他們對於“群體”的意識是很強烈的。對政治與社會的無力感，表現在極端的不願意被束縛在群體之中。稍微留心的也注意到，希望中國強盛和統一台灣在他們的觀念裡是分不開的。這絕不是對與錯的比較，而是要看思想是不是被束縛了，是不是被民族意識的激進所帶領。許多人為中國傳統的歷史觀侷限在小框架中，跳不開這個框架，走不出所謂統一的邏輯。即使共產黨倒臺，中國人也不太可能跳脫傳統的思考，對於台灣爭取國家主權不聞不問。這應該是我們能力所及範圍之一，和歐洲及北美的眾多中國學人（學生、學者與民運人士）溝通和友善，他們將會是下一個中國政府的重要影響力量，甚至成員。　　　　　　　　　　　　　　　　　　　　　　　　　　　　　 　　當對談到台灣的前途和台灣人的自主願望、應有的地位時，他們始終逃避和免不了霸權的態勢。這和共產黨並沒有太直接的關係，這些海外知識份子當中幾無認同共產黨的。這是傳統錯誤的國家觀念，也是中國文化中的柔性侵略主義。新疆即是一例，民族自決和自治的本身是自然規律，中國文化就加入一種“德服天下”的統治概念，奢望異民族能在漢族的統治下和平相處，這是不可能的。　　　　　　 　　拿澳洲毛利族和美國印地安人的例證來支持民族共處的論點，是缺乏澳、美歷史概念和社會現況認識。從這個角度反省，中國歷史上的統一無一不是在死傷和鎮壓異己者之下結束，幾千年來的屠殺換來統治的穩定；直至今日，西藏與新疆當地居民仍背負著傷痕與怨恨，六月四日血洗天安門帶給中國人巨大的衝擊，那一幕幕火光與死傷的情景我們記憶猶新。　　　　　　　　　　　　　　　　　　　　　 反省與衝擊 　　類似的反省和衝擊也直接在海外的中國知識份子和學者身上湧現。舉宗教為例，他們在中國極力壓制基督教之下（中國政府迄今仍認為基督教與“海外反共人士”有關連，革命性太強）沒有機會接觸聖經，教會屈指可數。到了國外，華人中基督徒比例不少，成就非凡的華人基督徒也從不缺席。這給予他們不小的衝擊，讓他們在眾多的華人教會中尋求答案。當他們認識到主耶穌的福音和聖經的真理時，尤其是民運人士，他們在思考中國的前途時開始有更深刻的領會。　　 　　中國學者多對歷史觀與中西傳統價值觀的比較有較深刻的研究，在越來越多已成為基督徒的學者中，正如知名的「河殤」撰稿人、「民主中國陣線」主要創辦人遠志明說，「中國自有歷史以來，文化中其實沒有民主的概念。」（遠志明於一九九○年起任普林斯頓大學訪問學者，一九九一年信仰及認識了耶穌基督，）他強烈的希望是「建立在基督精神上的平等、自由、民主和相互尊重體現在中國憲政的體制中」。他各方面的書籍、批評與思想都比較客觀，這樣的中國學者對於台灣獨立和作為一個特殊的群體與社會有充分的思考，不容易掉入盲點中。　　　　　　　　　　　　　　　　　　　　　　　　　 　　同受中華文化影響並不成為統一的充分理由，如新加坡固然有它獨立的特別因素，但大部分也確是華人。而許多中國的知識份子有矛盾，他們承認新加坡是國家，但其實心理極不願意。這種中國大一統的思想和侵略沒有什麼不同，充其量只是“非暴力的大中國共榮圈” 罷了。對我們台灣人來說，有很多需要改變的地方應要作“心靈的改革”，這種改革除了宗教也包括對自身文化的認識，否則我們也走不出自限的框架。　　　　　　　　　　　　　　　　　　　　　　　 　　香港人即是一例，他們並不認定自己是中國人，他們自認是香港人，是受中華文化影響的“華人”，所以不太容易被中國的固有觀念束縛，在中西兼取其優的基礎上，有許多成就婓然的香港人。在基督教也是，論教會數和人數，台灣比香港多出好幾倍，然而今日具世界性影響力的華人基督教學者和傳道者、相關重要著作、聖經編訂、中華文化與基督教研究等等，大都在香港人的手裡完成。這的確是文化宏觀的關係，要問的是，對於將來，我們選擇什麼？　　　　　　　 　　我們思考方向實在應該更全面，關於自己這一片土地的未來要深入思考和探討。無論是基督教、佛教和其他宗教，對周圍二千多萬人、台灣的前途應要優先於中國。固然中國大陸許多人仍需要我們幫助，在信仰的原則上我們誠心奉獻，在內心可以深思：不要掉入文化的陷阱裡。這種陷阱會讓感情上與中國離不開，而更值得所議的是這種感情大多是建基在教育灌輸的觀念上。　　　　　　　　　　　　　 　　之前的湄州媽祖來台即參雜了這些因素，從一個文化戰略的角度看，是需要適時的提醒。對於基督教來說，我們需要多一些覺醒的人才。其實我們台灣早就急需更多的“馬偕”，將耶穌基督的愛與福音帶給更多的人，這樣的信仰力量能使思考更澄明，文化更宏觀。在上帝的祝福下，許多教會和醫院、學校早已在這片土地上傳播愛與福音，將喜樂與人生的盼望遍撒在各地。在其中，比較多的像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積極的付出，如能在現有的學校和其他資源以外，在教會宣教的方式上更主動與活潑，相信能結出豐碩的果實。這也是最好的教育方式。　　　　　　　　　　　　　　　　　　　　　　　　　　　 歷史的評價 　　甲午戰爭似乎已成為台灣前途的對談中不可少的一部分。對於中國也許不是，對於台灣，甲午戰爭的割讓台灣是悲劇也是轉機。就如文化大革命帶給中國人的不只是苦難、人與人關係的質變、思維方式的轉變，不也帶來更深刻的思考嗎？是上帝允許歷史發展如此，這位天父祂也帶領、掌管所有的事情。如同主耶穌基督的十字架在當時看是悲劇，但因為祂的捨命，卻帶來了全人類的救恩，使世人能因著祂得著永恆的愛與永生。　　　　　　　　　　　　　　　　　　　　 　　今日我們對歷史的評價往往是建立在它後來的影響上，耶穌的十字架，同羅馬時代大多數人也以悲劇稱之（“Viadolarosa”，走向各各他的苦難之路）。但重要是端視我們的角度。美國獨立如未成功，今天全世界的人都會自然地為獨立戰爭中英軍死傷的人哀悼，因為 “內戰真是個悲劇”，“它不該發生的，是嗎？”有人會這麼說。在悲劇和另一面的比較中可以作分析，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大部分的悲劇”。　　　　　　　　　　　　　　　　　　　　　　　　　 　　甲午戰爭對台灣來說無悲喜劇可言，同樣落人統治下，換作中國，比日本好不了多少。今天我們以為所有的中國人都很在乎當初清廷割讓台灣，以為很多人“心痛”，果真如此乎？相信沒有人會對割讓時清廷滿不在乎的態度懷疑，臣子力言“鳥不語、花不香”，今日就變成了為之要“奮不顧身完成神聖使命”之地？一百年前也同樣是中國人，今日的“利益”自然成為主要的因素。感謝上帝將台灣獨立在中國之外，這一百年的時間讓台灣有長足的發展。　　　　　　　　 多一點思考 　　台灣和中國統一的結果不會比台灣獨立成為一個國家更好。台灣現在就已是一個獨立行使政權的國家，無論外交、政治、經濟、教育、國防等等，都是一個主權國家，而且多方面在世界上名列前茅。小國家比大國家容易治理是必然的，我想也沒有任何人願意我們的首都在中國大陸。要求如此大的中國政府作小小的改革將會難如登天。今天我們習慣的民主方式雖然有弊病，但起碼達成了民眾的需求。台灣人為什麼需要犧牲自己的政府主權和民主方式呢？去遷就十二億人口來決定將來的資源分配、民主形態？這是牽連到整個台灣的重要決定，我們不能容許自己不認真思考。將來的生活、工作以至於家庭和子女，我們希望一切都獲得適當程度的自主和尊重。要改變中國人的思維很難，沒有人會在認識到如何艱巨之後，還會願意投身在這樣的泥沼裡。　　　　　　　　　　　　　　　　　　　　　　　　　　　 　　十六世紀偉大神學家加爾文（J. Calvin）， 他的神學中心思想便是以「榮神益人」作最高的原則，聖經中的教導也使人有了對週遭人群、生活和環境的責任。我深深地體會，如果我們今天生活在無需擔憂的景況中，也許不會有那麼多的論點在這裡相會。我們正走在轉捩點上，今日我們在國際上已經失去了自尊，將來的發展更可能在眼前消失。何人願意作“中國──台灣”的國民？如今我們在世人的眼裡是如此，將來呢？如果將來民主的中國成立，台灣成為“中國大家庭 ”的一份子，真的會讓我們有了自尊？除了滿足虛幻、缺乏思考的統一感以外，我們又得到了什麼？失去的將無以數計。　　　　　　　 　　在傳統「中國」的思考中，讓我們審視一下，我們會有思考與出路。台灣獨立首要的是人民的未來，包括生活與自尊。相信在我們台灣人開始的努力中，可以將國家建設成不受欺凌和更加繁榮進步的地方。前提是我們是否認識，和中國統一對我們並無益處，反而對台灣有不利的影響。這個體會常與台灣人和新一代中國留學生之間的對談有深刻聯繫。　　　　　　　　　　　　　　　　　　　　　　　　 　　第一、中國大陸人民的思考模式和行為，與我們想像中差距　　　　　　　頗大。　　　　　　　　　　　　　　　　　　　　　　　　第二、在台灣前途思考中，我們發現中國人要的只是形式上　　　　　　　的統一、政治情緒的滿足，而絲毫沒有能對我們台灣　　　　　　　有建設性的思考。　　　　　　　　　　　　　　　　　 台灣人與中國人相處的情形激發我們進一步考慮台灣與中國統一的可行性。　　　　　　　　　　　　　　　　　　　　　　　　　　　 盲目與角度 　　關於台灣的未來，很遺憾很少有人以一個較純粹的觀念來看待。有些盲目跟隨政黨和政治明星的口號，自己忘了思考。這就像本來宗教是中性的，一但染上人的色彩，我們就容易將它定罪。所以看事情的角度、評價的考慮決定了我們的觀念。我們可以將這些因素摒除，專就內涵、目的來探討。我們對「台灣獨立」的看法，如同筆者以前，常將台獨與暴力劃成等號，即使他們再多的學者都掩飾不了洪水猛獸的企圖。　　　　　　　　　　　　　　　　　　　　　　　　　 　　然而當我們回過頭來看，這些受人尊敬的學者和鄉土運動者的奉獻，確是有非常強大的精神力量在背後支撐。我們當然可以視而不見 ──只因為他們支持台獨，我們心中就先將他們判決。很可惜這樣的情況常有，不單政治人物如此，更影響我們。　　　　　　　　　　 　　新黨其實也經常走入這個境地，流於另一種形式觀點的政治情緒。之所以有暴力的印象，和民主改革中的陣痛後遺症有關聯。「多數尊重少數」也是民主基本原則，在前幾年沒有被充分尊重。於是我們見到一些政壇的怪現象，相信很快會過去。未來在教育、經濟、政治等等各個領域相信不會有太大的改變，會變化的是我們對事物的思考模式擴及為廣闊的世界觀，而不單只是在中華傳統文化裡。　　　　 巨輪下的未來 　　當我們台灣學生在奧運場邊被中國官員強橫凌辱，當漁船被扣留我們沒有能力交涉；當中國蠻橫地對我們發射飛彈演習，當達賴喇嘛來台，中國尚不知羞愧地發言指責．．．．．。這些時候，當政府的外交官員在各處不停奔勞，面對壓力和困境，中國在背後、公開的打壓也永無寧止。什麼時候我們博得了「中國人的同情」？什麼時候我們才能正視自己？我們為什麼還要讓這樣的日子繼續下去？我們如何面對未來？台灣，這就是我們的國家和土地。族群對立、悲情、悲哀該放下，記取前人的腳步，為公義與和諧的社會、自主與尊嚴的國家主權而努力。　　　　　　　　　　　　　　　　　　　　　　　　 　　海洋國家很好，活潑的小國比沉重凝滯的大國更好。我們都必須面對歷史的巨輪，也許我們就是牽動的力量！

如果政黨輪替是度量民主的一項指標，至今二度輪替的台灣，完全民主了嗎？如果沒有，知識分子還能如何使力？進一步問：台灣的知識分子在哪裡？中研院副研究員錢永祥由「論述」談起，扣連到台灣知識分子應該扮演的社會角色，引發其他與會者相互思辯。

     論述 還值得討論嗎？

     錢永祥定義——所謂論述，是將觀察到的問題與提出的訴求，建構成一套完整、連貫的說法，包括嚴謹的思辯論證，及對價值觀的描述。也就是說，當知識分子提出一套論述，他必須針對社會「現狀」提出分析、批判，並能對「理想」狀態提出展望與追求。簡言之，論述可以是知識分子用以改革社會的武器。

     他認為一九八○是台灣知識分子「論述的分水嶺」，前此四十年是「大論述」的時代，之後則是「小論述」當道。

     「一九八○年代前的卅至四十年，『刊物』是知識分子的聚合，他們用『論述』去推動社會的變革。」錢永祥指出，在這階段台灣知識分子論述的對象無非是「民主」、「自由」、「人權」等放諸四海皆準的普世價值。

     但一九八○年後，台灣逐步走上解嚴之路，分析、批判「國家大政」的政論刊物逐漸讓出舞台，社會力從集體制約走向個人解放，或如錢永祥所言：「同志、原住民等弱勢族群開始發聲—這是一個『小論述』的時代，散佈在社會各群體裡。」，「大論述的時代，知識分子的角色定位很清楚，但在小論述裡，知識分子的位置在哪？」錢永祥一針見血指出，知識分子從早期扮演先知者、領路人，近二、三十年退化成進入政務體系扮演「純粹功能性」的角色，正是因為論述失去了它的道德動力，不談理想，也不再標舉價值。

     王健壯表示，二○○○年首次政黨輪替後，許多知識分子自我閹割、選邊站、甘願被政治收編，也是現象。

     林濁水提出「論述在地化」的思考，早期台灣知識分子的「大論述」是典型的「拿來主義」，西方談民主、自由，若不能與社會實境進行對話，最後恐怕淪為四不像，因此他認為，有沒有「問題意識」？有沒有關心、發掘公共問題的熱情？恐怕台灣的知識分子更須迫切回答的問題。

     網路世代與新公民社會

     許多人認為學運世代之後，，過去那種風起雲湧的時代，再也無法回頭！中正大學傳播系主任羅世宏卻認為，青年的聲音並未消失，而是以一種嶄新的「網路世代」呈現，他們積極投入的身影，「網路時代正在形塑新的公民社會！」

     其實，網路世代並非外界想像的那麼負面，他們的影響力越來越大。以中國大陸而言，網路人口已達三.八四億，使用手機上網的用戶在過去一年就增加了一.二億，讓中國政府不得不祭出多項措施來防堵。

     近來崛起的部落客韓寒，是透過網路去關心公共事務，在原本相對「無聲的中國」扮演公民發聲的角色，輿論影響力完全不輸給主流媒體。

     在台灣，苦勞網、青年九五聯盟、莫拉克風災等獨立新聞網中，也在在顯現網路世代影響政府決策的能力。正因為國家權力和主流媒體的失職，正好反映出網路世代對於「公民社會」的重要性，而社會也有責任創造條件，讓年輕的網路世代願意繼續關心社會、參與社會以及保障公民記者的採訪權利，以維護發展生機。

■ 曾韋禎

台灣許多政客、媒體，屢以愛爾蘭經驗大作文章，鼓吹台灣應該更積極朝中國開放，完全忽略掉台灣與愛爾蘭處境之差異，更刻意不提愛爾蘭人為了獨立自主，付出多少血淚代價，才有今日之局面。

最近台灣甫下檔的坎城影展最佳影片《吹動大麥的風》（The Wind That Shakes the Barley），就是敘述愛爾蘭人如何爭取屬於自己的獨立與尊嚴（新聞報導說林濁水看完試片後哽咽掉淚，三天後辭去立委）。自從英國國王亨利八世在一五四二年下令，愛爾蘭直接由英國管轄後，開啟英、愛持續數百年的抗爭，直到一九一八年下議院大選，主張武裝獨立的新芬黨（Sinn Féin）囊括愛爾蘭八十％的選票，新任議員們拒絕到倫敦赴任，於一九一九年自行組織愛爾蘭眾議院，發表愛爾蘭共和國宣言，宣布愛爾蘭獨立。

電影從這裡講起，愛爾蘭共和軍以游擊戰的方式與境內英軍展開對抗，捍衛愛爾蘭的獨立地位，開啟了三年的愛爾蘭獨立戰爭，雙方於一九二一年簽訂「英愛條約」，愛爾蘭自由邦成立，愛爾蘭獨立獲得承認，並成為大英國協成員。

隨之而來的卻是愛爾蘭的兩年內戰。反對「英愛條約」的共和派，無法接受愛爾蘭未能達成完全的獨立，仍要共戴英王為元首，而且北愛六郡仍屬於英國。於是共和派與自由邦政府展開內戰。電影中的兄弟就是因為彼此的理念不同，從合力抗英到分屬敵對的兩方，最後身於自由邦政府的哥哥親手槍決了參加共和派的弟弟。這場內戰在一九二三年以共和派的敗戰而告終。

之後，愛爾蘭在一九三七年採用愛爾蘭憲法，將國號改為愛爾蘭（Éire），設立總統，不過英王仍為國家象徵。直到一九四九年，愛爾蘭通過愛爾蘭共和國法案，採共和制，正式脫離大英國協。然而，此時的英國已一改以往壓迫的態度，反是賦予愛爾蘭公民極大的寬容與權利。

為了愛爾蘭獨立自主的地位，愛爾蘭人為此付出數百年的斑斑血淚，經歷無數的抗爭，最後才獲得國內共識以及英國的尊重。反觀台灣，數百年來也走過類似的殖民歷史，從荷、西、明鄭、清國、日本乃至戰後的國民黨政權，人民受到的迫害與箝制也不亞於愛爾蘭人民，如今又面臨中國不斷的實質威脅與打壓。可是，台灣人卻缺乏愛爾蘭人那般的決心與毅力，又流於健忘，對自己的歷史認識不清。以致台灣人並不怎麼珍惜得來不易的民主，面對台灣當前處境，也缺乏正確的認知，敵我不分。

看看愛爾蘭人數百年來對主權與自由的追求及付出，再看看台灣人這種為了現實利益甘於妥協的性格。愛爾蘭經驗，台灣可以學的，絕對不是只有經濟發展。愛爾蘭追求獨立的歷史，更值得台灣人深思。

雙英辯論的核心爭議是：對於台灣來說，有無可能實現一個「沒有中國大陸的全球化」？

蔡英文主席說：民進黨的政策是「走向世界，跟隨世界走向中國」，國民黨的政策則是「透過中國走向世界」。馬英九總統回說：民進黨的全球化是「沒有中國大陸的全球化」。

不要只看到雙英的歧見，其實這段辯論卻點出了國、民兩黨的主要共識，那就是：台灣必須面對全球化，也無可避免與中國互動。這是雙英皆同意的共識，雙方的歧見只是在如何全球化及如何與中國互動。

然而，現在談全球化，沒有不談中國的；尤其以台灣與大陸的地緣及人文關係，更無可能排除中國大陸而談全球化。原因之一是中國已是世界市場及世界工廠，全世界談全球化皆不可能不處理與中國的互動關係；再者，台灣確實受到北京在政治上的牽制，更不可能在與中國敵對下，繞過中國而談全球化。馬總統說，當然不能把所有的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裡，但中國大陸卻是「最大的籃子」。

馬總統並未逼問蔡英文有何「替代方案」，似乎顧慮蔡備有奇招，唯恐引蛇出洞。等到蔡主席自己道出了若干「替代方案」，卻避過了綠色智囊所主張的「高關稅產業移至中國或東南亞設廠」等主張，顯然知道難登大雅之堂；而她所謂的「跟隨世界走向中國」，其實仍是過去「中轉間接通航」的思維模式，難謂是有效的「替代方案」；至於她所提出的經由WTO或APEC等機制逐項與美、日、歐盟、東協談判，則屬一廂情願、曠日費時，亦欠缺可行性與說服力。

雙方的另一重要共識是：台灣與中國大陸互動，有極高的政治風險。蔡主席幾度提及應有戰略及政治上的風險意識；馬總統則乾脆明白指出，北京的目標是「和平統一／一國兩制」，並強調他當然知道這種風險。既然雙英皆有風險意識，歧見在於因應風險的對策。蔡主席主張迴避、拖延，而馬總統則主張積極迎對，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也就是說，馬蔡歧見只在政策觀點的異同，而不是「賣台」與否。

蔡主席說，台灣必須注意，不要促成一個「以中國為中心的東亞政治經濟架構」，此即蔡幾度強調的戰略與政治風險。這樣的觀點，是認為台灣應當對「阻止中國崛起」承當起國際角色；然而，一則「中國崛起」未必不利兩岸「和平發展」（比中國崩潰對台灣的威脅小），二則中國崛起難道應由台灣率先出頭阻擋，又難道是台灣阻擋得了的？蔡主席應知，過去十餘年李扁二任政府以「中國崩潰論」為治國憑藉，以致誤國至今日田地，如今難道要改以「阻擋中國崛起」為治國依據？

這場辯論會所創造的最重要的政治效應是，兩黨首度將兩岸議題作為一個「政策」來探討，而不在「傾中賣台」那樣的民粹語言中糾纏。其實，就台灣的艱困情勢而言，幾乎沒有一種「沒有風險的大陸政策」，如同也不會有一個「沒有中國大陸的全球化」；蔡指馬的冒進不是辦法，馬則說蔡的躲與拖何嘗是辦法？然而，馬蔡二人的政策觀點，蔡的防備，與馬的進取，誠多可以相互補充之處。如果不再將兩岸議題操作成「傾中賣台」那般的內部鬥爭，則台灣應當可以在「進取」與「防備」之間找到一條出路與活路。

但是，這場辯論恐怕未必能使社會對立趨於緩和，反而可能更趨尖銳。因為，民進黨認定這場辯論乃是一場台灣內部的政治鬥爭，而不是真正要為兩岸政策來凝聚認同及建立共識。特別是蔡英文昨日的表現不如預期，將使民進黨內掀起「說理有什麼用」的內鬥；為消化內鬥，自難免重新祭起「傾中賣台」的大旗，升高放大社會的對立與鬥爭。

其實，這場辯論對民進黨內部權力與路線鬥爭的影響，也許尚大於對藍綠角力的影響。原本想像，倘若蔡在辯論中表現優異，可能使黨內天王感受威脅；如今蔡的表現卻不如預期，對天王而言，則是重挫蔡英文的契機。立即發生的效應或許是，天王及獨派催迫蔡投入新北市長選舉以耗損其聲勢的動作可能升高，而蔡英文不願墜入陷阱的警覺心也相對加強。總括而言，蔡英文並未由這場辯論獲得政治紅利，反而在黨內失去了原本居高臨下的優勢；她昨天馬上主張再辯一次，顯現了她的失落感。

社會視聽的焦點如今集中在辯論雙方誰輸誰贏的問題，唯不論是馬贏蔡，或蔡贏馬，這畢竟只是一場兩個半小時的辯論而已；然而台灣的出路與生路問題，卻絕不止是一場雙英辯論的輸贏這麼簡單的事，而是整個台灣與兩岸新局及世界新局的一場嚴峻搏鬥，台灣在這場慘烈搏鬥中的輸贏，才是真正的輸贏。而台灣致勝的前提，是必須將無休無止的內鬥，轉為共同一致對外尋求出路與活路。

• 2010-04-24   工商時報

     新罕布夏大學政治學榮譽教授戈登（Bernard K. Gordon）在華爾街日報發表專文指出，加入泛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定（TPP）儼然為當前歐巴馬政府貿易政策的主軸，去年11月歐巴馬出訪日本時，首度釋出美國擬參與TPP的訊息，上月在澳洲墨爾本更是啟動TPP首輪談判，但這項被白宮寄望重建美國在亞太地區勢力的協議，究竟能有多大效用令人質疑。

     目前TPP除了新加坡、紐西蘭、智利和汶萊等既有成員國外，美國、澳洲、祕魯和越南也相繼表態有意加入，這8國當中，新加坡和澳洲長期以來即為美國重要的貿易夥伴。

     但去年美國與其他TPP夥伴的商品貿易總額為1,100億美元，而該年美國的進出口額合計達2.6兆美元，換言之，與TPP成員的貿易額佔美國對外貿易總額的4.2％。美國華府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貿易政策分析師詹姆斯（Sallie James）甚至提到，美國的前10大出口市場當中，沒有一個是TPP成員。

     考量到這些現實情況，我們不禁要問，為何歐巴馬總統如此熱中推銷TPP？答案是從美國政府的立場來看，別無選擇。

     這得從世貿杜哈回合談判陷入僵局說起。歐巴馬上任1年多來，對於如何破冰促使杜哈談判有圓滿結果顯得意興闌珊，尤其在農業補貼政策上更是態度強硬。美國貿易代表柯克（Ron Kirk）反應歐巴馬強調維護勞工權益和提高環保標準的立場，透露出美國保護主義再起的訊息，想要打破杜哈談判僵局的希望也隨之渺茫。

     接著歐巴馬又宣佈美國出口額倍增的5年目標計畫，美國貿易夥伴看在眼裡心知肚明，認為美國在貿易政策上改弦易轍，難掩其重商主義的本性，也壓縮杜哈談判的空間。

     而美國亟欲加入TPP的另一原因，就是強烈意識到中國掌握東亞貿易主宰力所帶來的威脅，幾年前這還只是學術界口頭預言的趨勢，如今已成了公認的事實。

     中國已躍居為日本、新加坡、澳洲和南韓等國的最大貿易夥伴；南韓與中國的貿易量，甚至超越與美日兩國貿易的總和；紐西蘭自中國進口的商品數額，已和從美國進口的規模並駕齊驅，這係中國積極與亞洲地區國家簽署自由貿易協定的成果。

     美國體認到這些國際新現況為時已晚，才會急著透過參與TPP強化其在亞太地區的勢力，以便和中國抗衡。華府最近縈繞一個主題，即美國勢力重返東亞，資深官員再三堅稱他們現在不會錯過任何參與亞洲重要會議的機會，前國務卿貝克（James Baker）20多年前的諄諄告誡，他們也時常掛在嘴邊。當年貝克洞悉馬來西亞總理馬哈地倡議的「東亞共同體（East Asian Community）」，目的就是要排除美國勢力。

     如今美國爭取加入TPP，就是歐巴馬政府將貝克當年警告謹記在心的明證，但TPP是否真為鞏固美國在太平洋兩岸利益的最佳媒介不無疑問。

     癥結在於，美國最親密的亞太地區夥伴日本和南韓並未參與TPP，東協10國成員之一的印尼也非TPP的一份子。印尼總統尤多約諾2008年首度提出與美國建立全面夥伴關係，美國總統歐巴馬預定6月出訪印尼可望促進兩國關係正常化。

     此外，歐巴馬爭取加入TPP的努力，也恐遭到來自國會的阻力。美國商務部尋求以美國和新加坡自由貿易協定為範本，與TPP成員簽署廣泛性FTA，但逾百名國會議員近日表明反對成立任何新自由貿易區。

               金磚4國如何誕生的

• 2010-01-18
• 工商時報

     引領風騷近10年，催生者高盛首席經濟學家歐尼爾始料未及。

     記者王曉伯/綜合外電報導

     「金磚4國(Bric)」此一名詞問世迄今已近10年，在這段期間，國際間無論是投資、經濟與政治等方面，都掀起一波金磚4國熱潮，至今仍未消退。金磚4國更是有意將此名詞轉換為一類似4國集團的國際實體組織，共同強化在國際間的影響力。然而金磚4國引領風騷，卻是它的催生者高盛首席經濟學家歐尼爾始料未及的。

     金融時報周日刊出一篇特別報導「金磚4國的故事」，敘述歐尼爾當初是如何建構金磚4國的概念。根據報導，歐尼爾自承金磚4國的靈感來自911恐怖攻擊事件，原動力則是來自他擔心飯碗不保的憂慮。

     現年52歲的歐尼爾出生於英國曼徹斯特，是一位郵差之子。歐尼爾是一位足球迷，他表示「自己是在飲酒作樂與踢足球之間的閒暇時間培養出對經濟的熱情。」他原是一位匯市分析師，後來在1995年加入高盛，擔任經濟分析部門的兩位主管之一。2001年，高盛經濟分析部的另一名主管離職，歐尼爾成為唯一的主管。他說他當時的想法是：「老天，我必須拿出一點成績來。」

     2001年9月11日的美國恐怖攻擊為他提供靈感。歐尼爾一向支持全球化，亞洲新興經濟體尤其著迷。他認為，在全球化下，非西方世界在國際間的話語權將會日增，911事件就是一例，不過卻是一項負面發展。他表示，非西方世界對國際間的影響也有正面的助益，重點就是如何發掘。他指出，可以確定的是，未來的全球化絕不可能是美國化。

     歐尼爾於是開始尋求未來具發展潛力的非西方經濟體。他最後選中了巴西、中國、印度與俄羅斯。這4國儘管文化與地理位置迥異，卻有共通之處，即是人口眾多、經濟低度發展，不過政府卻都願意擁抱全球化，或是其中部分元素。

     2001年11月30日，歐尼爾提出了金磚4國的概念。他在為高盛第66號全球經濟報告中預測，未來10年金磚4國，尤其是中國，占全球國內生產毛額的比重將會大增，有鑑於此，全球政策決策者的論壇應該重組，讓金磚4國擁有更多的權力。此一報告題目是「幫助全球經濟更好的金磚4國（Buliding Better Global Economic Brics）」

     該報告立刻引起國際間的注意，不過有人也提出質疑，指出當時的巴西正為超高通膨所苦，實在看不出有何發展潛力。也有人認為金磚4國不過是高盛的行銷伎倆而已。

     歐尼爾繼續強化其金磚4國的概念。2003年，他提出題目為「與金磚4國共同築夢：通往2050年之路（Dreaming with Brics:The Path to 2050）」。該報告預測2039年金磚4國的經濟規模就將取代最大的西方經濟體，未來全球10大經濟體的名單將會改寫（高盛現則預測中國經濟規模在2027年將與美國匹敵，金磚4國則是在2032年超越西方經濟體）。此報告吸引大批跨國企業向高盛尋求如何進入與投資金磚4國之道。金磚4國的熱潮正式點燃。

     隨著大家都在引用金磚4國這個名詞，高盛一度想為金磚4國聲請專利，不過由於律師認為這並非一項產品而作罷。

     金磚4國最偉大的成就可能就是改變了世人對21世紀的世界觀，全球化的進程不再是以美國馬首是瞻，非西方國家正在快速崛起之中。這一點其實由高盛本身就可能看出來，成立逾百年的高盛向來都是靠著美國市場賺錢，然而過去10年間卻是積極開發海外，尤其是在金磚4國。

原發表於「TaiwanOnline」，http://www.taiwanonline.cc/blog/blog_99__507.html
東亞強不強？
若從經濟角度觀察，東亞確實很強，強大到幾乎成為這幾年世界經濟的火車頭。以國內生產毛額(GDP)計算的「東亞共同體」(East Asia Community)，達14.234兆美元，與美國和歐盟並駕齊驅，佔全球總值的1/4；若考慮到東亞普遍被低估的幣值，購買力平價(PPP)計算的總額更高達20.885兆，接近全球的1/3，輕鬆擊敗北美與歐洲。

日本首相鳩山由紀夫所提包括東協10國、日本、韓國、中國、印度、澳洲與紐西蘭等16個國家所組成的「東亞共同體」，真的很強大！
但就現實政治而言，經濟強大的東亞不是一個擁有相近文化、價值、信任與合作的共同體，東亞共同體是「夢想共同體」。《自由時報》編譯〈亞太國家聯盟還早呢〉認為整合的時機還早的很，區域內部有太多歧見，需要長時間的互動與合作方能落實。此外，共同體的關鍵在於擁有類似的價值觀：人權、自由、民主、人性等，若沒有則只會形成以利益為結合的聯盟，並不是共同體。
雖然東亞共同體面臨許多困境，但人類因夢想而偉大‧築夢踏實是推動人類前進的原動力。而身為東亞一份子的台灣，理應樂見東亞共同體的融合與茁壯，畢竟擴大的合作是有利於台灣的。
有趣的是，在民進黨執政時代不斷渲染「台灣被邊緣化」的媒體，如今卻成為志願的寒蟬；反倒是著重中國將可能領導東亞共同體的關鍵地位。台灣在東亞經濟實力的排序僅次於日本、中國、印度、澳洲、韓國與印尼，是中段班的頭頭，卻因為政治因素而無法發揮應有之影響力。這種悲哀，媒體不報導、政府不在意、人民不清楚，台灣在強大的東亞也就因此銷聲匿跡！
台灣必須清楚認識東亞的現狀，也更應該尋找依賴中國與禁默不語之外的「其它道路」！台灣不會消失，但卻會在世人的腦海中被抹去......
附記：東亞共同體並非是最終的區域整合方案，澳洲提出更大範圍的「亞太共同體」，延續1990年代「亞太經濟暨貿易合作組織」的概念，要將「美國」納入整合之內。詳細的比較請參見《自由時報》的比較。

強大的東亞‧消失的台灣 @ 修伯特‧魚看世界 :: 痞客邦 PIXNET ::

佛里曼：台灣有潛力領導IT到ET

【聯合報╱記者許玉君／台北報導】

2010.01.11 06:05 am

暢銷書「世界是平的」作者、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湯馬斯‧佛里曼昨天表示，台灣有很好的科技基礎，再搭配中國大陸的龐大市場，很有潛力從ＩＴ（資訊科技）邁入ＥＴ（能源科技），成為下一個全球明星產業領導者。

佛里曼提醒「世界是平的」第一條法則是：致力成為領導者（leader），而非跟隨者（follower）；領導者制定遊戲規則，決定市場該怎麼運作，跟隨者只能在市場中隨波逐流，台灣既然擁有先天優勢，「千萬不要睡著」，別在未來明星產業中缺席。

佛里曼是美國唯一榮獲三座普立茲新聞獎的新聞工作者，他的新作「世界又熱，又平，又擠」持續探討環保及能源問題，此次應中文版出版社遠見‧天下文化事業群邀請來台訪問，今天將在總統府月會專題演講有關能源環保議題。

佛里曼的文章全球同步刊登於七百多個媒體，曾被「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讚選為美國最佳領導人之一，被譽為全球輿論最大影響力的新聞工作者之一。

昨天佛里曼接受本報系專訪時指出，台灣是全球ＩＴ產業的先驅者，擁有強大的軟體、技術與製造能力，如果能據此更進一步投入能源科技（ＥＴ），研發太陽能面板、環保電池、潔淨電力系統等產品，極有潛力成為下一個世代產業的全球領導者。

台灣有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還有中國大陸提供龐大市場」，佛里曼說，這提供台灣發展能源新科技的絕佳機會。他解釋，由台灣負責創新研發、再利用中國大陸市場進行測試，一旦新科技具有市場接受度，台灣順理成章取得出口能源新科技的全球戰略地位。

至於該怎麼做？佛里曼以丹麥為例，他認為政府必須設定強制性的嚴格標準，在實行過程中，會不斷出現抗議聲浪，但只要企業能夠滿足這些高標準規定，其實就已完成了強化體質的基本功，擁有高人一等的世界競爭力。

專家論壇－ECFA的路障大石

• 2010-01-10
• 旺報
• 【杜宇】

     儘管主管官員們頻上媒體宣導簽署ECFA的必要性，相關廣告更是打得密集，但是社會大眾對於ECFA還是模糊不清，很顯然政府還是無法去除人民心中的疑慮。箇中原因複雜，值得政府重視與應對。

     一、對政府信心不足：以農漁民為例，雖然馬總統與農委會主委先後透過媒體宣示絕對不會再開放任何一項大陸農產品，農漁民還是憂心忡忡，關鍵就在於人民對馬政府施政信任基礎低，他們擔心政府擋不住外國與財團壓力，隨時會背離農民或以其他名目（如專案方式）變相進口。

     二、對政策認知差異大：此次《海峽兩岸農產品檢驗檢疫協議》，固然有助於台灣農漁產品外銷大陸，不過基於互惠原則，也會為擁有低成本優勢的中國漁產品大量行銷台灣創造有利條件。漁民憂心將會使兩岸目前已呈現水產品貿易逆差（金額達18.5億元）的情況持續擴大。政府對此解釋係因為加強查緝走私，使得走私漁貨減少並轉向貿易正常化所致。問題是國內傳統魚市場仍充斥大陸漁貨，種類相當多包括：鮑魚、牡蠣、大閘蟹、海膽、烏魚子、干貝、海瓜子等等，這些經由走私管道上岸的低價中國漁貨數量龐大，已嚴重威脅本土相關產業生計，政府說法顯然與漁民認知有很大落差。

     三、對產業需求不清：政府一再宣導簽署ECFA有助於台灣農漁產品外銷大陸。唯目前急需因應的是屬台灣農漁產品重要出口地區的歐美市場，這些地區均將實施新的農漁產品進口管制規定；例如歐盟將從2010年1月1日起實施《反海洋漁業非法捕撈法》；美國最近亦新修訂《食品安全加強法案》，對食品進口檢測監控做更嚴格的規範。這些新法規的實施勢必會對我國農漁業生產和出口貿易造成影響，嚴重程度不亞於ECFA，卻未見政府出面積極輔導業者如何因應新的變局。

     四、對產業缺乏通盤性考量：簽訂ECFA對某些產業確有迫切性，有助於其生存發展，但是對弱勢產業也的確會產生不良影響。農漁業雖較為弱勢，不過有些項目確實具有國際競爭力如：石斑、海鱺、茶葉、蘭花等，他們擔心的是品種與技術外流；有些確實競爭力薄弱如：大蒜、花生、洋蔥、牡蠣、蟳等，他們擔心的則是國外低價同質品的入侵。政府有必要針對不同的憂慮與要求，提出不同保證與做法。

     「ECFA」的問題不在宣傳口號，而在實質內容。雖然政府賣力宣傳，但單靠短暫片斷的畫面，無法讓人民清楚瞭解實質內容為何。簽署ECFA對台灣總體經濟有利，理應會受到國人支持，但政府習慣報喜不報憂，反而給人做文章的空間，導致一個原本利民的政策最後卻以民怨收場。這絕對不是宣傳不夠的問題，不知政府是否瞭解真正問題之所在了嗎？（作者為陳李農改研究團隊執行長）

專家論壇－ECFA的路障大石｜旺報｜中時電子報

大陸人士來台 多項放寬

【經濟日報╱記者伊娃兒‧撒布／台北報導】

2010.01.08 04:17 am

立法院昨（7）日一口氣核備多項放寬大陸人士來台相關許可辦法，包括學術人士來台的總停留期限，由四個月放寬到一年。以及大陸地區人民來台取得供住宅用不動產所有權後，必須於規定登記完畢後滿三年，才得移轉。

昨天通過的「大陸地區專業人士來台從事專業活動許可辦法」，除了放寬學術人士來台的總停留期限，從四個月到一年外，申請期限從一個月前，縮短為14日前。

針對來台灣投資的大陸地區人民，若已在台灣地居成立公司或是辦事處，其董、監事、負責人、專業經理人和技術人員都可以長期在台，每次停留不能超過一年，這些人也可以申請配偶、子女來台灣，子女若未滿 18歲則可以申請入學台灣的學校。

而為了防止陸資來台炒作不動產，於「大陸地區人民在台灣地區取得認定或移轉不動產物權許可辦法」，也增訂大陸地區人民取得供住宅用不動產所有權後，必須於規定登記完畢後滿三年，才得移轉。

大陸人士來台 多項放寬 | 兩岸要聞 | 兩岸台商 | 聯合新聞網

南方朔觀點－悲慘指數 考驗所有的執政者

• 2010-01-05
• 中國時報
• 【南方朔】

     近代美國經濟學家裡，歐孔恩（Arthur Okun）有其不平凡之處。他年方卅三歲就已出任甘迺迪的白宮經濟顧問，到詹森總統時更擔任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對美國貢獻甚大。他設定過許多指數，至今仍被廣泛使用，其中有個「悲慘指數」（Misery Index）可能最為有名，已成為判斷一個政府經濟表現的有效參考。

     所謂「悲慘指數」，如果現在重訂，可能已須加上其他成份，但歐孔恩的指數，則是將通貨膨脹、失業率、長期利率，以及ＧＤＰ成長率這四項的變動率加總而成。若四年任期變動為負債，那就是愈來愈有改善，人民的悲慘情況即已降低，以一九八一至八四雷根總統第一個任期為例，它的通膨率變化為負六點三，失業率變化為一點四，長期利率變化為負○點七，ＧＤＰ成長率為○點七。「悲慘指數」的變化為前述數字的加總，為負四點九，乃是過去五十年來的第一名，難怪兩黨縱有意識形態之偏好，但談到雷根總統，美國人民仍多半表示感念推崇。

     不久前，美國當代另一重要經濟學家巴洛（Robert Barro），曾將美國戰後杜魯門總統到柯林頓等十三任總統的「悲慘指數」做了排列討論，文章收在他的文集《沒有什麼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新千禧年的經濟理念》裡，根據他的排列，我倒是注意到幾個現象：

     一、尼克森的第二任，經濟表現為半世紀以來第二差，柯林頓的第二任則是半世紀以來第二好，這使得尼克森的「水門案」和柯林頓的「陸文斯基性醜聞案」處於完全不同的社會氣氛下；如果再加上雷根的「伊朗─尼游案」即對比性更強了。「伊朗─尼游案」涉及政府的濫權與說謊，惡行重大，但民主黨國會硬是對它毫無辦法，這多少都和雷根的經濟政績第一有關。巴洛教授特別把尼克森和柯林頓的兩件案子拿來討論，的確有點曖昧。但他當然不是在鼓勵美國總統用好政績做壞事，而只是顯示政績所造成的社會氣氛可能會影響到壞事的評價。

     二、半個世紀裡，經濟政績最好的前三名是雷根，柯林頓，甘迺迪，雷根接的是卡特的爛攤子，柯林頓則接老布希爛攤子，甘迺迪則是在經濟表現極差的艾森豪之後。但美國政治優良傳統，乃是接爛攤子的不會把責任推給那已下台的前任，而是自己在爛攤子上另建新攤子。雷根接任時美國經濟延續著一九六○年代以降的高通膨，但他硬是改變思維扭轉了通膨沉疴，第二任更在就業與成長上做出貢獻　他雖留下嚴重赤字問題，但那卻是柯林頓賴以成就功名的基礎。雷根之後是平庸的老布希，於是老布希一任而終，柯林頓上台後撙節支出，改善就業；第二任更開展全球化，打開市場，創下平均成長率四．二％，失業率僅四％，通膨率僅二．三％等歷史的高點低點。至於甘迺迪接艾森豪的經濟爛攤子，以國家精神的重建來帶動經濟與政治改革，可惜太早遇刺，否則美國必已早就改觀。

     三、由過去半個多世紀以來，美國歷任總統的經濟表現，的確可看出它有人才與庸才參差的規律，前任留下的問題不能大刀闊斧改革者，必成庸才，而庸才過後也必有英才出現。而最糟的乃是尼克森到卡特的那十二年，政治丟不開包袱，經濟拿不定主意，壞時代全都集中在此。尤其是卡特，他是民主黨永遠之痛，他是絕對的好人，只幹一任即下台，下台後反而聲望日隆，得到諾貝爾和平獎；但在任內卻不學不思不為，經濟與外交皆半世紀以來最糟糕。他的親信重臣卡德爾（Patrick H.Caddell）曾寫給他許多備忘錄，要他「去領導」，但都不被理會。這也是半世紀裡，共和黨以尼克森為最差，民主黨以卡特最差，卡特之差還甚於尼克森的原因，民主黨的人視卡特任內為「消失的四年」，都不太喜歡談他。

     美國經濟學家有多人嘗試將經濟政績與選舉的相關性建立取象預測模式，儘管完美的模式不可能，但經濟政績的表現，尤其是「悲慘指數」的重要則了無疑義！

南方朔觀點－悲慘指數 考驗所有的執政者｜言論新聞｜中時電子報

中華民國和台灣 百年恩怨情仇

【聯合報╱林濁水／民進黨籍前立委】

2010.01.04 04:12 am

百年歷史的前夕，中華民國度過了九十九年中最暗淡的元旦。升旗典禮中不只在野黨缺席，執政黨諸大老連宋王吳也全部看不到。令人不禁為首肇建東亞第一個反帝、民主共和國的中華民國感嘆不已。

中華民國百年，和台灣歷史的連結則更久。其間彼此關係詭譎多變令人驚奇，約略勾勒如下：

一、台灣是中華民國倒滿建國基地：

一九○○年偉大的革命家孫中山，利用八國聯軍之亂到台灣和兒玉總督達成密約，由總督支援在台灣遙控惠州起義。故事曲折，但情節多半被後來的中華民國政府刻意遺忘。

二、台灣是中華民國的外國；中華民國是台獨運動基地和庇護所：

一九一二年首率二千印尼華人回國革命的同盟會員羅福星，到台進行武裝台獨運動，在轟動一時的苗栗事件中有千人被捕，他臨刑高歌「台灣獨立漢旗黃」，慷慨動人，義薄雲天。

日帝侵華佔領了東三省後，一九三五年中華民國為展現收復的決心，公佈五五憲草，列舉所有失土，但其中不包括台灣；一九三六年頒佈國大選舉辦法，也包括滿洲但不包括台灣，並把台灣和歐美並列為選出旅外僑民代表的外國地方。

這時國共都支持台灣獨立，於是台灣抗日志士紛紛投奔中華民國組成不下十數個宣揚台獨的社團，中華民國成了台獨運動的庇護所。

2009年兩岸文化： 熱絡交流背後隱藏疏離感

• 2010-01-01
• 旺報
• 【謝大寧／佛光大學文學系主任、兩岸統合學會秘書長】

     編按2009年已過去，一年來兩岸關係在平順中仍有相當起伏，如何看待過去一年兩岸關係的發展，以展望新年，是重要的課題。兩岸統合學會四位學者分別從認同、文化、國際參與和政治經濟學等不同面向，總結一年來兩岸關係。本篇為第三篇。

     毫無疑問的，這一年多來的兩岸關係，的確可以用一日千里來形容。從某種角度來說，兩岸的頻繁交往乃是全面性的，它涉及了政治、經濟、文化乃至社會所有層面，觸角也伸入了各個不同階層。無論如何，這當然都意味著兩岸來到了一個重大的歷史變局之前。但是如果更細緻些來看，這變局在各個層面也並不是同步的，甚至我們也許應該說，它在不同層面甚至有背道而馳的地方。

     比如說一年來兩岸經濟關係之密切發展，簡直可以用一瀉千里來形容；但是兩岸的政治關係卻又在骨子裡透著許多詭異與凶險。而因為這些關係的不同步，遂使兩岸關係的分析與預測存在著高度的困難。這狀況即使對兩岸這一年來文化關係發展這個單一層面的分析，也是適用的。

     過去軸線：同文同種

     以我來看兩岸這一年來的文化關係，我覺得可以用三個個別的事件來作代表，一是台灣文史課綱之修訂，二是國共的長沙會談，三則是兩岸的學歷承認與開放陸生。這三個層面某種意義上正可以做為一種縮影，反映著兩岸關係的機會與凶險。怎麼說呢？

     如果我們還是借用過去、現在與未來三個軸線來分析的話，在文化上兩岸都共同承認的是彼此的同文同種與文化傳統，由於這點雙方並沒有爭執，所以很可以表現出水乳交融的一面。但是這純是就著過去這一軸線而說的。在這一面向上，我們看到國共在長沙以文化為主軸的會談，其中許多文化表演的節目就很有點這種味道。換言之，兩岸只要跳脫開這幾十年歷史，其它的歷史記憶幾乎是一致的。

     就這一面向而言，彼此共同享有著中華民族尚未衰弱前的往日榮光，而台灣的代表也可以自然地把民族感情掛在嘴邊，說些大陸代表會感到溫馨舒適、心花怒放的話。然而若是大陸朋友要因此以為這就表示兩岸的統一已經近在咫尺，那恐怕就是一個不太美麗的錯誤。這主要是因為對台灣朋友的思維而言，歷史記憶是過渡不到現在的語境裡的，傳統與現代對台灣而言，某種程度上早已經斷裂了。

     文化修辭與政治修辭

     上述這點事實上也表現在長沙會談中。據一些參加了此一會談的朋友事後轉述說，長沙會談裡一個最奇特的現象，就是台灣代表感興趣的只是文化創意產業，換句話說，台灣在乎於文化的，只是它能轉化為多少錢，至於民族情感云者，只是一種可以用來賺錢的「修辭」而已。這和大陸朋友想要用文化做為一個紐帶，來在政治上繫住台灣，兩者之間便形成了強烈的對比。換個方式說，兩岸各自表述著民族情感、血緣紐帶，但它們一個是「經濟的修辭」，另一個則是「政治的修辭」，這仍是一個雞同鴨講的無法聚焦的對話；表面上有了共同的語言，骨子裡卻是另外一個有些荒謬的場景。

     如果說長沙會談代表的是兩岸文化發展的過去軸線，那馬政府在文史課綱修正上的遲疑瞻顧，就代表著兩岸文化發展的現在軸線。

     現在軸線:同心圓史觀

     馬政府上台已經一年多了，但是杜正勝的同心圓史觀依然屹立不搖，還是目前歷史教科書的主軸，而且迄今依然沒有修改的意向與可能，這也就是說在國家文化意識形態的塑造工作上，馬政府並無意在兩岸之間「求同存異」。原則上說，同心圓史觀代表的是台灣現在的文化與傳統中國文化，已經斷裂為兩種文化，而非同一個文化的兩個具有連續與發展關係的階段；此一區別當然是有重要意義的。

南方朔：盼，台灣已失去了方向感！

【聯合報╱南方朔】

2009.12.24 03:05 am

一九八○年代，台灣搞政治的最盛行的口頭禪是「共識」，只要和自己不一樣就是缺乏「共識」。當每個人都要對方和自己一樣，大家都談「共識」的結果，乃是失去了「共識」！

近年來口頭禪變了，成了「內耗」。搞政治總是圍繞著一些沒有答案，似真亦假的問題兜圈子，於是人們就說這是「內耗」，耗來耗去，台灣搞不好就真的「內耗」掉了。至於誰該為「內耗」負責，這當然又成了一個你攻我防的「內耗」話題。

馬的政策用人 看不出方向

每一個社會，在某個特定時刻，都會出現類似的，圍繞著一兩個爭執點而糾纏不休，有了糾纏就必然出現政治性的「口水過多症」（Hypersalivation）。如果一個社會口水過多，這時候再來指責誰該為此負責，其實就成了一個倒果為因的話題。因為政治「口水過多症」乃是果而非因，它通常都是社會失去方向後的併發症。今天台灣在政治口水裡「內耗」，與其指責誰在「內耗」，倒不如追究誰該為社會的失去方向負責！

台灣在扁時代失去了方向，於是而有二○○八年的政權再輪替。二○○八大選得票差距高達六四之比，從某個角度來看，等於台灣百姓對新方向的盼望是多麼的殷切。但可惜的是，被人們寄予如此盼望的馬總統，從他就任之日起，無論用人及政策就看不出任何方向感，搞了快兩年，年度的關鍵字還是那個「盼」，這個字所透露的不是莫大的嘲諷與譴責又是什麼？而更糟糕的，乃是由於失去方向感而造成的不滿，經過「三合一」選舉，整個社會已由「六四比」，變成了「五五比」。近代美國學者早已提出了一個所謂「五十對五十社會」（50-50 society）的概念，意思是說是一個對立分歧嚴重的社會，如果演變到五十對五十的局面，分歧的程度只會有增無已，再也無法交集。今天台灣的危機日益深重，已印證了「五十對五十社會」的凶險。展望未來，人們在無方向的焦慮下，必然大家爭著吵方向，愈吵也愈無方向！

凡事推給民意 幹嘛要總統

最近，台灣大家都在為「內耗」找替罪羊，由於當今的權力在藍軍這一邊，於是媒體都傾向於把「內耗」的責任推給了綠營，這是種極不公道的態度。因為大家都疏忽了一個根本的前提：那就是有權力的人也有責任帶給人們方向感，當社會有替人民造福的方向感，社會的分歧就會往那個方向集中，「口水過多症」就會改善。如果有權力的人還是把方向的決定權推給「民意」，這種有權力的人還要他幹嘛？

近年來世界快速變化，方向感已成了愈來愈重要的課題。二○○八年共和黨大敗，乃是布希政府的所為已使得七成以上美國人民認為「國家已走錯了方向」，因而渴求「改變」；二○○九年日本鳩山上台，也是因為自民黨失去了新方向，只是拖死狗般敷衍度日，也無法滿足日本人民求「改變」的心情。美日這兩個大國的例證，都顯示出方向感的重要以及人們求變之心的殷切。這也提示了我們的馬政府，重建國家方向感的重要。方向感是領導人格局視野的顯露，也是必要的選擇，和要為此付出代價及收割成果的準備。年度關鍵字是「盼」，不正反映了人民對方向感的盼望嗎？

南方朔觀點－馬路線難以為繼，要全部重來！

• 2009-12-22
• 中國時報

     昨天，企業家曹興誠在各報大篇幅刊登意見廣告，對兩岸政策提出主張。整個廣告的敘述部分，最重要的乃是他指出了馬總統本質上乃是個不敢也不願領導的領導人，心中所想的只是選票，凡事都怕引起爭議，並以「順從民意」來托辭卸責。於是領導者無立場，不訂目標，底下無所適從，一片散沙之局遂告形成。

     選民選出領導人，就是賦予「臨大事，決大疑」的信託權力。但當代學者，喬治梅森大學教授柯文（Tyler Cowen）在近著裡已指出，在目前的選舉文化下，的確會出現一種類似政治明星的人物，他們每個人的選票都想要，由於做決定容易得罪人而失去選票，於是凡事閃躲，個個皆討好，只想自己找個最安全的位置的「不領導的領導人」遂告出現。

     凡事討好，「不領導的領導人」如果在太平時代，或許不是壞事。但現在的國家怎麼可能太平無事，於是「不領導」的結果就和「無能」同義。這次三合一選舉國民黨大敗，兩黨差距也縮小到歷史最低的二點六％，而根據《遠見雜誌》十二月民調，馬總統個人滿意度已跌至歷史新低的二三．五％，不滿意度則創新高六二．二％，這就是「不領導的領導人」蒙受到的應有懲罰！

     而這種懲罰不只限於台灣內部而已，目前外弛內張的兩岸關係就是例證。第四次「江陳會」已經開始，儘管表面上氣氛熱絡依舊，雙方也好話來好話去，但其實卻暗潮滾動，滿布著陰影和疑雲。

     兩岸關係經過李扁兩朝的鎖國，而造成各方普遍的不滿，特別是扁時代的急獨路線勞而無功，最後連扁自己都直承「台獨不可能就是不可能」，這也是馬高票當選的主因之一。這也意味著他繼扁之後接任，歷史的確為他打開了一扇機會之窗，來為兩岸開啟新的可能性。孰料他從就任起就藍綠選票都想要，於是要討好藍，又想討好綠，同時又要玩弄北京的「三不像」政策遂告出爐。他甚至簡單的以為只要他開支票，北京就有義務幫忙兌現，只要如此，台灣經濟就可以搞上去，他的連任就沒問題。

     殊不知，大陸對台灣的經濟發展誠然重要，但兩岸經濟有著競合兩面性，在競爭甚至可能被取代的那一面，台灣官民可能要付出更大的努力，但他對此卻完全不在意，整個馬團隊也全不努力。很自然的，他的兩岸政策就成了台灣民生凋敝的替罪羊，這也等於他把兩岸政策的舞台，以另外一種方式交還給了民進黨。這次「江陳會」的示威，本質上已和上次「江陳會」完全不同。上次或許有較多意識形態在內，這次則毫無疑問與台灣民生凋敝有更大的關係。馬政府那種一廂情願的兩岸政策已正式的在島內受到質疑。

     其次，這次「江陳會」，陳雲林出發前在北京的記者會上已明言這次不會談ＥＣＦＡ，只會有專家的意見聽取。這是個值得注意的訊號。今年稍早前，包括大陸的國台辦主任王毅，甚至胡錦濤，在台灣的催促下，都發表了對ＥＣＦＡ做出積極回應的談話；但到了最近，北京已愈來愈對馬的立場開始疑慮，尤其是不久前「兩岸一甲子」座談討論會後，這種懷疑更深。這似乎已意味著「台灣開支票，北京幫忙兌現」的階段已快到了走不下去的時候。兩岸之間缺乏互信，台灣內部也對ＥＣＦＡ爭議未定，加上這次選舉已顯示出馬政權開始搖晃，處於這樣的時刻，北京當然犯不著在可能會有後遺症的ＥＣＦＡ問題做出決定。

     因此，第四次「江陳會」儘管表面熱絡依舊，但由種種暗潮陰影，它其實已顯示出馬那種既討好藍又要討好綠，又動輒向北京要糖吃的那種「三不像」政策已到了難以為繼的時候。馬如果還想有作為，他那種「不領導的領導人」的風格已須全然改變，並要在兩岸政策上徹底的重新來過。領導人不可能有任何位置是安全的，也沒有任何一張選票是篤定的。只有以民為念，以開闊的眼光引領國家走出新方向，才是領導人的當為！　（作者為文化評論者）

南方朔觀點－馬路線難以為繼，要全部重來！｜言論新聞｜中時電子報

朱雲鵬:失落的10年 台灣現出口約南韓一半

• 2009-12-19
• 新聞速報
• 【中央社】

     (中央社記者程韻璇台北19日電)中央大學經濟系教授朱雲鵬今天表示，1993年台灣出口還高於南韓，但現在約為南韓的一半，2007年時南韓製造業時薪更超過台灣的2倍，他將台韓越來越大的差異稱為「失落的10年」。

     中央大學經濟系教授、前政務委員朱雲鵬今天在中央大學和中華經濟研究院合辦的「台韓論壇」中以「台灣失落的10年」為題專題演講時做以上表示。

     他說，1993年台灣出口金額還高於南韓，但現在約為南韓的一半，2007年時南韓製造業時薪為18.4美元，但台灣僅有8.2美元，南韓時薪超過台灣的2倍，就算經物價調整後仍遠高於台灣；相較於南韓，台灣畢業生起薪10年來幾乎停滯在相同水平。

     他進一步指出，2008年美國的商業週刊 (businessweek)世界百大品牌，南韓擁有兩大，分別是三星(Samsung)和現代 (Hyundai)，台灣則一個都沒有。他將台灣和南韓越來越大的差異稱為台灣「失落的十年」(The lost decade)。

     他說，台灣自1990年代中期以來政府決策高度政治化的結果，造成了「失落的10年」。

     他更進一步表示，明年1月1日起東南亞國協(ASEAN)銷往中國大陸95%的產品獲得免關稅待遇，也就是所謂的「東協加一」，台灣的企業比起東協國家，更陷於競爭劣勢，南韓和日本開始與多國簽訂自由貿易協定 (FTA)更給台灣貿易競爭力帶來嚴重影響。

     他說，這樣的危機似乎沒有對台灣帶來要團結的意識，雖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 (ECFA)會是可能的解決辦法，但台灣不能把ECFA當成是萬靈藥 (cure-all)，台灣必須繼續培養品牌和關鍵技術，並持續發展服務業以幫助就業。981219

朱雲鵬:失落的10年 台灣現出口約南韓一半｜政治新聞｜中時電子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