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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政黨輪替是度量民主的一項指標，至今二度輪替的台灣，完全民主了嗎？如果沒有，知識分子還能如何使力？進一步問：台灣的知識分子在哪裡？中研院副研究員錢永祥由「論述」談起，扣連到台灣知識分子應該扮演的社會角色，引發其他與會者相互思辯。

     論述 還值得討論嗎？

     錢永祥定義——所謂論述，是將觀察到的問題與提出的訴求，建構成一套完整、連貫的說法，包括嚴謹的思辯論證，及對價值觀的描述。也就是說，當知識分子提出一套論述，他必須針對社會「現狀」提出分析、批判，並能對「理想」狀態提出展望與追求。簡言之，論述可以是知識分子用以改革社會的武器。

     他認為一九八○是台灣知識分子「論述的分水嶺」，前此四十年是「大論述」的時代，之後則是「小論述」當道。

     「一九八○年代前的卅至四十年，『刊物』是知識分子的聚合，他們用『論述』去推動社會的變革。」錢永祥指出，在這階段台灣知識分子論述的對象無非是「民主」、「自由」、「人權」等放諸四海皆準的普世價值。

     但一九八○年後，台灣逐步走上解嚴之路，分析、批判「國家大政」的政論刊物逐漸讓出舞台，社會力從集體制約走向個人解放，或如錢永祥所言：「同志、原住民等弱勢族群開始發聲—這是一個『小論述』的時代，散佈在社會各群體裡。」，「大論述的時代，知識分子的角色定位很清楚，但在小論述裡，知識分子的位置在哪？」錢永祥一針見血指出，知識分子從早期扮演先知者、領路人，近二、三十年退化成進入政務體系扮演「純粹功能性」的角色，正是因為論述失去了它的道德動力，不談理想，也不再標舉價值。

     王健壯表示，二○○○年首次政黨輪替後，許多知識分子自我閹割、選邊站、甘願被政治收編，也是現象。

     林濁水提出「論述在地化」的思考，早期台灣知識分子的「大論述」是典型的「拿來主義」，西方談民主、自由，若不能與社會實境進行對話，最後恐怕淪為四不像，因此他認為，有沒有「問題意識」？有沒有關心、發掘公共問題的熱情？恐怕台灣的知識分子更須迫切回答的問題。

     網路世代與新公民社會

     許多人認為學運世代之後，，過去那種風起雲湧的時代，再也無法回頭！中正大學傳播系主任羅世宏卻認為，青年的聲音並未消失，而是以一種嶄新的「網路世代」呈現，他們積極投入的身影，「網路時代正在形塑新的公民社會！」

     其實，網路世代並非外界想像的那麼負面，他們的影響力越來越大。以中國大陸而言，網路人口已達三.八四億，使用手機上網的用戶在過去一年就增加了一.二億，讓中國政府不得不祭出多項措施來防堵。

     近來崛起的部落客韓寒，是透過網路去關心公共事務，在原本相對「無聲的中國」扮演公民發聲的角色，輿論影響力完全不輸給主流媒體。

     在台灣，苦勞網、青年九五聯盟、莫拉克風災等獨立新聞網中，也在在顯現網路世代影響政府決策的能力。正因為國家權力和主流媒體的失職，正好反映出網路世代對於「公民社會」的重要性，而社會也有責任創造條件，讓年輕的網路世代願意繼續關心社會、參與社會以及保障公民記者的採訪權利，以維護發展生機。

     公共性是知識分子唯一依歸

     什麼是專家與知識分子的差別？「公共性」，應是最貼切的答案。門諾醫院總執行長黃勝雄指出，有知識者如果只為特定人士服務，他就只是為御用；但如果他為社會公義而犧牲而服務，就是公共的知識分子。

     黃勝雄留美多年，是享譽國際的腦神經外科權威，五十五歲他返鄉行醫，落腳在花蓮，服務對象以山地偏鄉的弱勢族群。

     針對國內近來爭議不休的醫學相關爭議，黃勝雄批判「官方論述」背後的矛盾。

     衛生署及立法院推動病歷書寫中文化，他認為根本就是迷思。「政府鼓勵各大醫院經營國際醫療，好讓外國人來台觀光就醫，那麼用中文寫的病歷，如何和國際接軌？」

     健保費調漲，台北市、高雄市積欠保費不還，政治領導人也罔顧公平原則，保費最後調到小老百姓頭上，是「民主政治的恥辱」。

     蘊育台灣文化潛力 做「中國的學校」

     如果大論述的崩解是全球化的結果，那麼不管是中國或台灣的國族論述式微之後，面對世界及崛起中的中國，台灣可以拿出什麼？中央研究院副院長王汎森不假思索地說：「文化」。

     王汎森認為，台灣的文化界應該給自己設定一個目標，尋找一個更具挑戰性的任務，塑造一個文化理想，激發出強大的文化實力。

     隨著政治民主化、經濟自由化，台灣的文化也越趨多元，揉雜了本土與國際的風貌。不管人們喜歡不喜歡台灣基本上是多種文化層疊造成的，包括原住民文化、台灣文化、日本文化、中華文化、西方文化。相較於台灣早期政治意識型態對文化的控制，王汎森表示，台灣的文化生機已經脫離了由上而下的管制。

     談到台灣未來的文化生命力，要必須維持文化的多元主體性與開放性，這也是最健康最具創造性的態度。變成由人們調動各式社會資源揮灑出來的創意，如報章雜誌報導，台灣學子參加國際創意競賽常獲大獎就是一例。

     觀察台灣當今的青少年文化，王汎森指出，台灣社會普遍出現「意義的個人化」現象，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想法，也都勇於表現自己。年輕的一代有人堅持開一間極富特色的咖啡館，也有人返鄉經營有機農業，不為商業邏輯而牽制、但能豐富個人意義的生活。這些個人特色都是台灣文化的「關鍵性潛力」。

     要認識「人文是改變社會的巨大力量」，王汎森說，台灣以往過於重視科技而忽略人文是不可小觀的實力。文化有其集體性，王汎森憂心，社會整體文化向資本邏輯靠攏的趨勢，台灣社會整體的文化正受到「產值邏輯」的衝擊，學術研究追求產值，出版業要求銷路，市場上充斥教授成功術、厚黑學等書籍，就連考量文化事務也過度計算投資報酬率，根本忘了文化底蘊需要長時間累積。

     換言之，台灣年輕的一代接受多元價值的薰陶，但弔詭的是，王汎森認為，台灣文化的未來不該只是計較產值，也不應只是向「西方」或「中國」等單一價值看齊，而應以多元為基礎，做最有生機的吸收與創造。

     我認為：「台灣文化界應該給自己設定個目標，找出個具挑戰任務，激發強大的文化實力。」王汎森引述十九世紀末美國史學家John L. Stoddart的作品《雅典》中的一段話，說明一個國家的重要與否，不在於它的規模，而在於它的文化實力。「雅典是羅馬的學校」從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台灣已經在許多方面成了中國的學校，如果要為台灣文化找到一個具挑戰性的目標，我們是不是可以這樣考慮：除了經濟、商業、自由、民主、法治之外，積極努力發展出具有辨識性的特色，成為全世界豐沛而有領導性的文化力量。

     知識分子從政的論辯

     知識分子似乎離不開「學而優則仕」的宿命，本次與會學者中，亦有多人曾在政府任職。知識分子應否為官？曾經為官者是否還能算知識分子？與會者眾說紛紜。

     林碧炤曾認為學者作官不是壞事，知識分子有好的想法或完整的論述，要化為政策才能造福人民。但他提醒政途險惡，毫無從政經驗的學者推上火線，猶如把小白兔送入叢林。

     台大法律系教授葉俊榮評估「學者從政」的利弊：（一）他留下了什麼樣的政績？（二）從政對其個人有何影響？他表示，學者從政應有理想、有論述，他認為學者與作官未必互斥，但不好的學者，作官也不會及格。

     台大社工系教授林萬億曾出任民進黨政府的政務委員，他認為知識分子的自我要求，並不因作官而改變，但為官與否，除了個人主觀的期許，還須考慮客觀環境，未被充分授權實踐理想的場域，就不應該去從政。

     朱敬一則認為知識分子不應作官。他擔心從政會限縮知識分子觀察社會的角度，進而削弱批判的力道。

     王健壯從資深新聞工作者的角度，憂心知識分子被政治吞噬。他表示，台灣兩次政黨輪替，受害最深的就是知識分子，每輪替一次，知識分子的人數就減少一次，當官之後就背叛了自許為知識分子的初衷。

     與會學者都同意，知識分子不能空有論述而無實踐，從政只是實踐的方式之一。政大校長吳思華表示，有些人不論述、但以行動去改變社會，也應受到尊敬。

     朱敬一則說，他不期待一位創造新論述的領導者，他期待的是像美國總統歐巴馬一樣的「大實踐的領導人」，但可惜當代台灣社會還未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