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01-19
ＮＣＣ公告未來三年電信資費調整係數（Ｘ值），參考前年度消費者物價年增率，今年四月起行動電話簡訊、網外、行動打市話將調降五．八七％；ＡＤＳＬ電路費與長途電話調降五．六八六％（每月省二十元）。（製表：林上祚）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依據電信法，經過嚴謹的計算，按照法定程序，公告調降電信費率。但是，電信事業猛烈反彈，先譏諷獨立管制機關是聖誕老人，一味討好消費者，然後公開表明將裁員以示抗議，最後組團去行政院上告。行政院長吳敦義告訴電信集團：會轉達業界的意見給NCC參考，但是費率由NCC決定。
電信自由化已經13年，電信法第26條對於通訊資費的管制規定自始存在，現在NCC依法執行費率管制措施，電信集團竟然反對與抗議，究其原因，此乃自由化之亂象，也是民營事業的公營心態使然。
電信自由化就是要打破法律上的特許與獨占，讓民間事業參與競爭。此一管制解除工作，因為能替電信產業創造商機，自然激發投資意願，並促進經濟發展。但是回顧歷史，在電信自由化的歷程中，從準備期、競爭期到市場成熟期，確有型態各異、等級不同的亂象產生。在準備期，有意參進市場的競爭者，往往會透過政商關係，試圖影響開放時程、開放的家數和門檻。每家事業都希望自己能擠入開放名單，並希望政府對開放的家數設限，以便寡頭壟斷市場。所以在準備期，各種遊說活動從不間斷，市井傳言也多方咬定當局將圖利特定對象。此一亂象看在人民眼中，不懷疑自由化的美意也難。
電信自由化進入市場競爭期以後，業者之間的鬥爭隨即登場，市場上中華電信與新進業者的爭執可以持續多年而事端不息。在這類糾紛中，新進業者總是痛陳中華電信如何挾其剩餘之獨占力，遊走在公平交易法的邊緣，以不對等之競爭條件從事不正當之剝削行為。此外，新進業者也喜歡集結成鬥陣集團，或以上游的聯合獨占力封鎖下游競爭者的市場，或以下游的市場占有率消滅上游敵對者的商機。
歷經準備期與競爭期的陣痛，市場步入成熟期，卻是自由化沈淪的開始。因為在激烈的競爭過後，殘存的業者大都已經體會彼此敵對的苦楚，於是開始聯合，或形成策略聯盟，或暗中協商費率，使得自由化之前原本由公營事業獨占的市場，在自由化之後反而變成被民營事業壟斷經營的局面。若問這世間可有比「公營獨占」更糟糕的市場，那無疑是「民營聯合壟斷」。自由化走到這一步，努力就全盤白費了。
電信自由化怎會帶來這麼多的悲情？原因無它，一切皆因錯把自由當放任，政府沒有做好管制工作，而民營事業不服從管制措施所致。政府執行自由化政策，在事前應該有完善的開放策略，在事後則須實施嚴格的市場結構管制與競爭規範，如此方能杜絕解除管制的副作用和後遺症。就電信而言，釋照辦法在最初的6年之間總共改變了4次：開放2G行動電話時採審議制，開放固網執照時採取高資本額的門檻制，開放3G行動電話時改採競標制；最後，當時的交通部乾脆修改電信法，明目張膽地配合電信集團，規定日後發照只能採審議制，不能用競標制，以節省電信事業的競標金支出。這種反覆無常的管制策略，明顯暴露出電信管制者向財團示好的馬腳，如此的自由化怎能健全？
電信從公營獨占到民營開放，確實提高了行動電話的普及率，並且大幅降低了電信用戶的通訊支出。這些福祉原本可以實現得更早，可惜的是，業界的聯合遊說奏效，致使當年的電信總局延後「號碼可攜服務」的既定時程，破壞價格競爭機制，耽誤用戶原本即可享受的福祉。而這些事業都是受自由化與開放政策之賜，日進斗金的成功者。但是，立足之後，便欣羨市場未開放前，公營事業做生意沒競爭的時代，因此渴望政府讓彼等也能享受公營一般的悠哉經營生活。果真如此，當初何必開放市場？
公營事業的特色是：經營上有法律特許；做生意沒市場競爭；赤字由國庫挹注。所以，民間企業如果有圖謀特許的陰謀，有排除價格管制的企圖，或有經常請求減稅者，都是深具公營心態的民營企業。這種心態一旦作祟，同業就會聯合起來，慫恿政府官員和立法委員，修法配合其利益。例如，修改電信法，廢除電信資費管制。
企業家精神就是冒險勇進的精神，台灣下一波的經濟飛躍，繫於企業家精神的發揮，所以民間企業的公營心態必須受到嚴格節制和道德譴責。公營心態腐蝕企業家精神至巨，而且感染性極強，一旦在企業間擴散開來，台灣經濟就堪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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