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02-05 旺報 【顧爾德】
中國模式」成了熱門話題。就理論興趣而言，很多學術研究者都希望能為某個成功的發展經驗歸納出一些關鍵因素，進而分析這些關鍵因素之間的相關性，甚至形塑出一個比較普遍性的模型。最著名的例子，就是發展論的經濟學者羅斯陶（W.W.Rostow）為經濟發展階段歸納出的程式。因此，過去40年來，會有「日本模式」、「四小龍模式」到「中國模式」的提出。
中國人對「中國模式」的提法有著複雜的情緒。有些人會為過去30年的經濟成就感到驕傲，有些人則務實地認為還是要「摸著石頭過河」，談「模式」沒意義。還有另一些人則是充滿警覺地認為，談「中國模式」是西方國家的陰謀，目的是藉由吹捧中國的成功，進而要中國要多負起一些「大國責任」。對第三種人而言，他們一直以日本為戒：1985年廣場協訂迫使日元升值、讓日本經濟從此走下坡的經驗，一直讓中國心生警惕。
中國在大國的門檻上
倫敦《金融時報》中文網總編輯張力奮3年前曾用「在大國的門檻上」來形容當時的中國：「2006年，中國開始擺脫對『崛起』的羞怯，朝野上下初顯『大國』情結。但是，『大國的想像』，畢竟還遠非現實。嚴格地說，中國可能只是剛踏在『大國』的門檻上。如果說，『大國』已進入中國的視野，那麼，其今後路途的通暢和諧，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它如何應對每一發展階段的細部問題。……然而，所有細節的背後，都逃脫不過設計的理念與制度轉型。」
張力奮的態度比單純「摸著石頭過河」更積極。在細部工程背後的「設計的理念與制度轉型」到底是什麼？其實也是在談「中國模式」的人想找出來的答案。
3年後，張力奮在一篇文章中宣稱「中國模式『尚無答案』」，「中國仍在路上，仍在找尋路標與答案。」，他說，上一個30年，中國解決了基本生存問題。今後30年中國必需全力解決的是國家發展的根本路向，如國家對公民的法律保護與道德義務，社會的公平正義與公共保障機制等。
顯然張力奮還沒有看到中國領導人對今後長程的發展有一套理念與制度規畫。中國領導人當然不是沒有擘畫長遠制度的企圖，他們對新生社會議題也是有反應的。例如，他們提出「公民社會」這個進步的口號，也知道建設農村、發展內需市場的重要性。但是面對中國這個非常獨特的發展經驗，很難要求中國領導人獨具慧眼地看清楚未來的道路。
單一模式難解釋中國
中國經驗有太多複雜的面向。舉例而言，最近中國社科院一份研究指出，中國中產階層規模為23%左右（約2億4700萬人），每年大概增加6、7百萬的中產階層，有近一半城市居民已屬於中產階級。所謂中產階級的家庭財產價值介於18000到36000美元間。
中產階級增加代表著社會更穩定，財富分配愈平均。但是一方面，我們又看到中國所得分配持續惡化，基尼係數己達0.48。中國國家統計局局長馬建堂也指出中國大約還有1.5億的貧困人口，每天收入不到1美元，也就是在聯合國定義的貧窮標準之下。
不只是中國領導人，全世界在觀察中國發展的專家，恐怕都難提出一個「模式」，圓滿解釋這些中國經驗。但是中國領導人很清楚一點：如果經濟能持續以目前的速度增長，即使無法解決中國社會的矛盾，至少可以讓矛盾不迅速激化。而這點也是中國領導人最重要的國家發展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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