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徘徊台灣上空的幽靈

【經濟日報╱社論】

2010.01.12 03:25 am

台灣經濟自前年開始連遭中國大陸盲目採取的「騰籠換鳥」政策以及美國炮製的金融海嘯摧殘，迄今元氣未復。揆諸對岸出口去年大跌16%的頹勢，其加工出口業飽經屠戮之後，雖難恢復出口退稅等強收覆水，要重回過去20年高速成長的美好時光，恐如夢囈；因而台灣的中上游出口業期望再以一柱擎天之勢支撐台灣經濟中度成長，也嘎嘎其難。然而台灣的股市、房市、匯市卻出奇地繁榮，甚至當美元一改長時頹勢反轉升值，台幣對美元的匯價依然強勁，若非央行總裁聲勢俱厲地迭迭祭出反制手段，早不知狂升到何種地步。

這樣的反背現象，不僅台灣如此，幾乎全球各國皆然，唯台灣為烈。他國的基本經濟表現不如台惡劣，是反背較為溫和的原因之一；更具關鍵性因素，則是台灣受到資金狂潮侵襲，較他國更為猛烈。

台灣基本經濟相對表現遜色又有兩個理由：其一是受到「騰籠換鳥」與金融海嘯的雙重襲擊，而前者又恰巧擊中我們要害；其二則是馬政府忽逢亂局、驚慌失措，不但不能如對岸一般，拿出非常手段緊急施救，甚至無法辨明病因，病情乃愈演愈烈。

在這樣的劣勢下，股市、房市、匯市欣欣向榮，亦有兩個理由：其一是馬政府挽救經濟既無能為力，因而眼看股市、房市繁榮，營造出形勢一片大好的海市蜃樓，自我感覺良好，「財富效果」又帶動餐飲、零售等行業，於是淺碟型的景氣對策信號從深不見底忽爾轉為黃紅燈，對全體國人差可告慰。

其二則是更根本的理由，全球央行共同營造出的空前寬鬆貨幣，令利率低於1%的無限熱錢如幽靈一般徘徊於全球上空，鷹眼如炬，緊盯每個可套利套匯狂啖一頓立即遠颺的投機機會；而台灣正名列前茅，因我們20年鎖國而折價的經濟實力，正要因兩岸開放而轉為溢價，乃是從高空清晰可辨的幾乎唯一一個重大利基；同時，隨著MOU（兩岸金融監理備忘錄）於周六生效，對岸的QDII（合格投資機構）正挾著3,700億巨資準備投入早已資金氾濫成災的台灣股市。投機熱錢向來如禿鷹一般，成群而來，忽焉而去；尤其當投機禿鷹規模夠大、行動齊一時，它們群起猛然一擊的巨力即足以快速推升股價，自我實現其套利行為，再輔以期貨市場的做空手法，大獲全勝，立即挾巨額資本利得翩然而去。而經過這一揚一抑之後的在地市場，災情慘重，多少年難復舊觀；20年前的金錢遊戲噩夢，遺患至今。

這一波投機熱錢來襲，據估計可能要到下周一QDII正式投入台灣股市時達到「諾曼第登陸」的高峰，其勢將又快又猛。因而中央銀行早已嚴陣以待，除了三令五申，不許熱錢停留在股市以外的場合以降低其流動性並加重其投機風險之外，還在設法研議是否將QDII投資股市的比重由10%再往下打對折。這些舉動顯然已初見成效，不論股價的攀升還是台幣的升值，情勢已稍見溫和。

有論者認為，除央行外，其他部會亦應採取配合的行動，莫令其孤軍奮戰，設法以各種誘因，將這些熱錢留置下來，投入投資、設廠等有裨於台灣長期發展的經濟活動。依我們的判斷，這些或不必要乃至不可行。熱錢如禿鷹一般倏忽來去，要蓄養成為耕牛，猶如癡人說夢。至於其他部會要研擬配套行動，恐緩不濟急；因為盱衡全球經濟形勢以及各國輿情，對以美國為首的熱錢肆虐已不勝其擾，因而在美國帶領下回收資金乃至升息已迫在眉睫；快則本季，慢則上半年，一旦信號槍響，熱錢迅速蒸發，前述種種禍患也將化為泡影。因此，追隨熱錢腳步炒股炒匯者最好及早抽身自保，抽身得愈早，也能愈快化解台灣的燃眉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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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論－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渡陰山

• 2010-01-12
• 工商時報
• 【本報訊】

     唐朝名詩人王昌齡的「出塞」詩：「秦時明月漢時關，萬里長征人未還；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渡陰山。」讓我們聯想到最近幾週，央行總裁彭淮南勇拒熱錢炒匯，限期逐出熱錢的行動。這許多年來，國際熱錢與央行的交手，從未得逞，可以說是「但有央行彭總裁，不教熱錢進台灣」。

     目前國內有部分人士對於央行的匯率政策並不全然認同，理由包括：一直將新台幣幣值維持在偏低的價位，雖然有助於出口的長期價格優勢，但也使外匯存底持續大幅成長，導致國內貨幣供給不斷攀高，以致國內各銀行資金氾濫，反倒需要央行發行定存單吸收；因新台幣幣值的偏低，台灣的每人平均所得折算成美元自然偏低，而使國人對外購買力偏低；更因新台幣幣值偏低，成為熱錢炒匯的理想對象，以致經常需與國際熱錢對抗。以上各點其實都圍繞在一個中心議題：新台幣幣值是否偏低？這個議題暫且不在本文中評論。我們要探討的是國際化與自由化是否像傳統國際經濟理論所述，能讓資源做最有效率的使用，且讓資金做最適當的配置？

     就實質經濟面而言，國際化與自由化使資源達到最有效率的使用，或許仍可接受。因為絕大多數物品的生產，並未發生壟斷的現象，透過國際化與自由化，的確會讓物品的生產達到資源配置最有效率的結果，例如：勞力密集產品透過國際化與自由化，會使生產地點轉移到新興工業國家，利用當地相對豐富的勞力（亦即相對低廉的工資）從事生產，經由國際分工達到生產效率的提高，並透過國際自由貿易使交易各方的經濟福利提升，這是大家耳熟能詳，並且已經在國際經濟實務上得到驗證的事實。

     然而，在金融面是否也能因國際化與自由化而使資金的使用達到最適化，則不無疑問。首先要探討的是資金運用的最適化該如何定義？如果只是讓資金擁有者獲得最大收益，像2008年金融海嘯之前，國際資本市場因日本的利率長期偏低，而有所謂的日圓套利交易（carry trade）；最近則因美元利率偏低且美元幣值持續疲弱，而有將套利交易對象轉向美元之趨勢。然而，這些套利交易只讓私募基金、避險基金等高槓桿熱錢的金主獲利，對於全球經濟福利不但沒有實質幫助，甚至對於某些國家的外匯市場帶來巨大波動，造成匯率的不穩定，從而影響進出口報價與國際貿易的正常進行，削弱了國際化與自由化對實質經濟的貢獻。

     目前，我國對於外匯的管制，雖然有個人及企業匯出額度的限制，但對一般個人或企業而言，此一限額都足敷所需；即或有超限需求，只要理由充足、資料翔實，也都會被核准。至於外資對我國及我國企業對海外的直接投資，雖然需要先經過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的審核，但一般而言也都在合理的規範之下，因此在實質面上，我國的國際化與自由化程度極高，並未存在太大的問題。

     相對地，國際熱錢藉國際化與自由化之名，行其剝削與聚斂之實，自然不為各國外匯主管當局所容，都欲去之而後快。因此央行彭總裁與國際熱錢的每次戰役，都贏得國人的掌聲。我們除了對央行驅趕熱錢表示肯定之外，也對金融面不正常的國際化與自由化感到憂慮。

     國際熱錢對台灣的入侵，通常以投資國內股市為名，進行其所謂財務性投資（Portfolio Investment），虛虛實實，難辨真偽。有時名為投資股市，實際卻為了短期炒匯；央行的因應之道，則簡單俐落，限定進來的外資既以投資股市為名，就應於短期內錢進股市，否則就必須匯出。用這種方法固然可以逼出熱錢，然而，熱錢若假戲真作，在股市炒作一番，賺到資本利得之後，揚長而去，雖然沒有達到炒匯的目標，但也因炒股而獲利，並且增加國內股價泡沫化的危機。

     因此，古典經濟理論認為國際化與自由化有助於資源分配的效率，應該只適用於市場沒有被壟斷時的實質經濟面，對於流竄各個國際資本市場的高槓桿國際熱錢，還是應該有所規範。著名經濟學家托賓（James Tobin）早年所倡議的金融交易稅（俗稱托賓稅），在去年11月G-20會議及12月歐盟高峰會裡都被英國、法國大力提倡，用以遏阻國際間投機資本的流竄。今年元月4日我國央行也明白指出新興國家應該要有能力，管制來自已開發國家的資本流入，以避免資產泡沫化。綜觀各國動向，權衡利弊得失，將熱錢趕到股市應該不是驅逐熱錢的上策，或許托賓稅是個更好的選擇。

     除了托賓稅以外，各個新興國家也應該估量本身資本市場的規模，對於流入的資金做總量管制，否則在市場籌碼沒有顯著增加的情況下，大量的資金流入只是製造股價泡沫而已。股市行情的蓬勃發展不應倚靠熱錢流入，而應憑藉實質面的健全成長。整體而言，對金融面的國際化與自由化有所規範和節制，勢將成為未來國際金融管理的新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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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藉產創條例為大財團發國難財

【聯合報╱社論】

2010.01.11 03:21 am

產業創新條例為接續「促進產業升級條例」落日的重要法案，將在立法院本會期結束前在院會三讀，適用十年。估計促產落日後的稅收一四八三億元中，一一八三億元已全部用於降低所得稅等稅損支出，其餘三百億預定要用於獎勵國際物流與營運總部。現在朝野爭議的焦點，在於要如何界定「國際營運總部」。界定越寬，則適用的對象越廣；商人固然眉開眼笑，但國庫就會益形空虛。

目前主管機關所估計的三百億稅收損失，其實有低估之嫌，因為這是根據九十三年度所得資料計算的結果，和未來新環境有相當大的落差。過去促產的子法規由經濟部工業局訂定，適用研發、人培的投資抵減只限於製造業。但未來產創為因應各類營運總部，「各個主管機關」都可以訂定子法規，各個產業別都可適用研發、人培的投資抵減，而產創的抵減率依舊和促產相同，仍為三○％至五○％。

我國製造業雖然嚴重外移，但研發尚保留在台灣者為數仍多，所以近年來的研發投抵金額不減反升，而未來在大量新產業別加入適用產創研發投抵之下，研發的投抵規模將激增。在抵減率不變之下，可以預期三百億元必然不敷未來的稅損支出。因此，若干企業要求維持相同的投資抵減率並擴大適用範圍，其實是要趁促產落日兵荒「馬」亂之際，發一筆「國難財」。

產創條例的營運總部部分，在立委提案下分為二個條文，二十九條是行政院版，沿用原來促產條例的七十條之一，但三十條則為包山包海的立委版，規定「全球國際級企業在中華民國境內設立企業營運總部，並對提升國家競爭力具有特殊卓越貢獻」皆適用，除營運總部的股利等三項所得免稅之外，其餘的課稅所得稅率亦降為十五％，稅率低於香港、新加坡。目前該條文具有爭議，民進黨主張拿掉，尚在做最後的朝野協商。

三十條號稱是為吸引國際排名前五百大企業的來台「新投資」，立法宗旨看似糖衣，卻包裝了為國內大企業再降稅、再蠶食財政的毒藥。且因其不排除已在台灣有營運總部的大型跨國企業適用，明顯是為現有財團說項。以新加坡為例，該國的營運總部稅率可以降到十％以下，甚至五％，但唯有「過去從未在新加坡投資」的國際大廠、「新在星設立營運總部」才可適用，不會有任何稅損，並可能帶動新消費、就業機會，也會有新稅收。反觀我國產創草案三十條，國內企業的龍頭大廠都可能被納入。只要任何一家適用十五％，則立即有稅收損失。若適用家數在十家以上，平均一家數十億，則每年數百億元的損失堪稱鉅額。

對牽動利益如此之大的降稅法案，財經二部有責任公布適用標準與稅式支出評估，以接受社會公評。但到目前為止，行政部門不願公布產創條例的稅式支出評估，外界事前無法得知該項立法之後，對國家社會的利弊得失，事後亦無從究責。我們不免質疑，財經二部在此案審查時並不阻擋，背後似乎有隻看不見的手在操縱，使產創條例淪為特定利益團體、大財團發國難財的法案。由於「國際」企業殊難定義，若現在對適用對象上不加明文規範，將來適用這項優惠者恐怕必然是如鴻海、旺旺這一類的「國內」大企業家。也因為如此，論者咸認為這個降稅條文利益色彩極重，背後的遊說關說鬼影幢幢。

任何減稅法案是否能通過立法，財政部的角色最重要，而非行政院長、總統。府院首長既無專業，也是唯民調是觀，唯有財政部長沒有選票壓力，理應站在捍衛國庫的立場，勇於對抗利益團體的減稅壓力。以台灣當前財政之拮据、稅收之短少，實在不能、不該、不可再為大財團開減稅後門。國民黨官員與立委如果到了這個時候還不能保持最低限的原則，視預算法九十一條為無物，恐怕就坐實了外界「政商關係綿密」的質疑與指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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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論－中國商品「低價路線」已步入強弩之末

• 2010-01-09
• 工商時報
• 【本報訊】

     中國和東南亞共同組建的「東協10加1」自由貿易區，於今年元旦正式成立。第一步實現了中國與「東協6創始成員國」之間的「相互零關稅」，下一步則加入「東協4新成員國」；而到2015年，全區11國將全部實現零關稅。由於整個東協10加1擁有18億人口、6兆美元GDP、4.5兆美元貿易額，使該自由貿易區的成立，足以全面改寫世界經貿地圖。然而，在該自由貿易區成立的同時，東南亞方面也傳出不同的聲音，指中國商品低價傾銷問題，將衝擊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尼、泰國、菲律賓等國的紡織、成衣、電子、機械等產業，而使這些國家得不償失。

     這樣的議論，也已隱然在台灣發酵。因為，台灣正要和中國大陸洽簽ECFA，反對派人士不免拿那樣的講法，認為東協10加1既會讓東南亞方面吃虧，則台灣一旦和大陸簽署了ECFA，台灣也會飽受大陸商品低價傾銷的衝擊，最好不要簽署。這樣的主張，顯然已成為ECFA的阻擋因素，值得朝野重視。

     平心而論，中國商品的低價傾銷，十幾年來確實深刻地影響全球貿易，並對不少國家的產業體系造成明顯的衝擊，這是不爭的事實。然而，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國經濟環境目前正在發生結構性的變化，其產業體系在重組，人工成本在上揚，物價與匯率水平亦有抬升壓力。從這個角度看，中國商品的「低價路線」，其實已走到強弩之末。相信再過不久，國際貿易市場上的中國商品，將無法再以「價廉」作為主要訴求，而必須轉以「物美」為尚，否則中國經濟就沒有長進了。至於未來全球低價商品的主力供應國，自然要「換人做做看」，越南、印尼、墨西哥、巴西等國，都有條件補位。

     中國商品製造成本升高的態勢，最近表現得很清楚。如去年年末，就是「東協10加1」準備開張的同時，中國國內另在醞釀著新年的「加薪潮」。很多省市擬具了2010年繼續提升基本工資的計劃，沿海及內陸省份都有。該等計劃今年陸續實施後，將使相關省市的基本工資升上一個新台階，其中，沿海將有數個省份的基本工資「超越千元人民幣大關」。而廠商在千元基本工資的基礎上，按理應再給工人另加一倍的社會福利保險金及津貼，合計應對每一工人支付兩千元，折合台幣上萬元。這已是10年前水平的兩倍多，且只是起跳的工資，不計工齡加給、加班費等開銷。

     對於這種工資節節升高的趨勢，中國政府不但不阻擋，反而加以鼓勵。中共中央已訂定政策，主張「逐年持續調升基本工資」，目的在提升基層員工的收入，縮減貧富差距，更要培養社會上的內需消費購買力，為經濟發展尋求新動能。由此看來，基本工資的調升，目前只走到半路，還看不到止境。而除了「藍領」的提升工資外，大陸「白領」包括公務員薪水現階段的漲勢也很驚人，且幾乎不受這一波國際金融海嘯的影響。總的看來，全社會的薪資水平都在持續抬升，這是促使大陸低成本生產能力迅速流失的最大因素。

     其他不利大陸生產低價商品的因素尚有：

     第一，產業結構調整。去年末舉行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已將產業結構調整列為今年要政之一，這將使大陸很多生產低價品的低效老廠，遭到淘汰。

     第二，物價上漲壓力。中國政府去年的「積極財政」與「適度寬鬆貨幣」政策，雖然有效地促使經濟增長、「保八」任務達成，但也向社會上釋出巨量的「流動性」。萬一因而導致今年物價抬升，將使生產成本水漲船高。

     第三，人民幣升值。人民幣匯率已沉靜了一整年，今年如靜極思動，重新走上升值之路，則大陸出口商品報價也要相應提高。

     環境在變，大陸商品的產銷形勢也會變。因此，人們對於大陸商品的低價傾銷問題，誠然應予關注，但不該偏執成見，更不必要以此問題來阻擋ECFA。因為，該問題的內涵會有變化，不致長久困擾大陸的貿易夥伴，包括台灣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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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論－景氣燈號所未呈現的 更值得關注

• 2010-01-02
• 中國時報
• 【本報訊】

     經建會日前發布景氣燈號，顯示台灣景氣出現廿五個月來首次黃紅燈，呈現出明顯反彈氣勢。但國人也不能過度樂觀，因為之所以這次景氣判斷分數突飛猛進，多少是因去年下半年起經濟情況實在太差，故各項數據與前期或一年前相比，都有明顯進步。經建會官員也指出，製造業銷售值仍低於二○○六年，工業生產指數也低於二○○七年十一月，這表示經濟狀況雖然破底，但是離健康成長還有很大距離。在此，我們一方面對於經濟自谷底翻身稍感欣慰，再則也要對吳內閣做些期許。

     從宏觀角度來看，未來數年台灣的經濟發展繫於以下幾個因素。其一是兩岸經貿合作的狀況，其二是台灣新興產業的規畫進程，其三是氣候暖化之下台灣是否能因應可能來襲的巨災。其四是國際間是否會研擬出管制產品製程碳排放的公約。這些問題不是什麼祕密，也不需要什麼鐵板神算的推演，而是大家都看得到現象。這就像是老天已經把給台灣的考題出好了，但台灣究竟能不能因應得宜，就要看領導人的智慧了。碳排放的管制問題明年二月也許就會明朗，在此我們暫且不談，而要關注其他幾個面向。

     台灣與對岸簽署ECFA對於台灣經濟發展有利，其實不需要什麼高深推理，幾乎所有台灣企業家皆知其必然。即使是親綠智庫或親綠媒體，也不得不承認簽署ECFA會使台灣的GDP有正向成長。這也表示，在兩岸強化分工互補之後，台灣不同產業雖然衝擊各異，但整體而言受益一定大於受損。政府要如何在開放經貿之後，將受益者的好處以稅收或移轉的方式輔助受損產業，助其提升或轉型，這是人民是否會支持ECFA的關鍵，必須要事前未雨綢繆。這項工作做得越妥善，ECFA的推動就會越順利。

     但是台灣財經單位的思考絕不能自閉於現有產業之間的補償或輔導，而要著眼於未來。在知識經濟時代，產業更新快速、技術世代迭有新貌。從這個角度來看，現有產業若不能與時俱進，五年或十年之後隨時都有可能變成夕陽產業。因此，在知識經濟時代只看現有產業，是愚蠢至極的短視行為。台灣若要在未來保持產業優勢，必須要現在就發展新的關鍵產業。就此而言，雖然行政院在半年前就已然推出六大產業方案。但過去幾個月卻進展有限。而六大產業究竟有哪些面向台灣與對岸有互補互利的空間，又有哪些該在兩岸ECFA誤判中予涵蓋，其實都該有所構思與規畫。但種種跡象顯示，吳內閣也許太注意庶民觀點，對於這些前瞻性的問題，還欠缺縝密的規畫。

     除兩岸與產業外，另一個台灣應規畫的面向，則是對天災因應準備。全球暖化衝擊雖是全面性的，但研究全球變遷的學者指出，暖化對台灣影響比世界其他國家更為嚴重。台灣每年有颱風，而類似八八水災這樣的侵害，以後可能每年都會經歷。台灣山坡陡、平地窄，故蓄水極難，因此台灣的缺水問題甚為嚴峻，且目前的水庫淤積又因為颱風洪水之害，而日趨嚴重。這些問題當然是主政者的責任，也無從迴避。如果今日只從消極面的節約用水著手，而不能對水庫整治有些積極作為，我們擔心一次大規模的缺水，就可能掀起廣大民怨，而不可收拾。同理，面對幾乎必來的水患不能只靠消極的民眾撤離，而要真正落實全台灣水土保持的勘測與維護。這些工作都十分困難，也需要政府正面與負責的因應。

     總之，經建會的景氣燈號只是短期的指標，但台灣真正的考驗卻是中長期的未來產業規畫與全球變遷因應。景氣燈號佳否也許只有兩天的媒體版面與新聞，但一個天災打擊就可以去掉GDP的半個百分點，而一個產業規畫不良更是千億國民所得的流失。景氣燈號只是個庶民指標，但真正關乎台灣未來的警訊，卻非庶民所能預見，且是不來則已，一來驚人。主政者能不慎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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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朔／二○一○台灣經濟的挑戰

‧非凡新聞周刊 2009/12/30

 二○一○年韓國的人均所得可望並且突破二萬美元，而估計台灣則仍在一萬六左右打轉。經濟的停滯不進，已使得台灣的二○一○年其實充滿了凶險。

【撰文／南方朔】

過完二○○九年，儘管二○一○復甦之說甚囂塵上，但這種說法是實像或虛像仍爭議未定，原因乃在於當今全球充斥著各國救經濟而增印的鈔票，它造成了龐大的資金潮，隨著消息面而滾動，因而特定的領域如股市，會出現間歇式的好臉色，但因為它並未落實到工作機會的增多及就業的改善上，因而虛像遂大過實像。

因此二○一○年其實乃是個「後戰國時代」的不確定階段，包括二次衰退或叫做W型復甦、通縮轉通膨，特定國家出現泡沫破裂等，這都成了不確定的炸彈，尤其是美中之間的保護主義問題更可能衝擊到全球。這乃是二○一○年台灣經濟充滿了不確定性的最大外因。

而展望二○一○年的台灣，當人們在談「復甦」時，最應慎重，因為在過去歲月裡，台灣已「失去了十年」，我們缺乏國家經濟策略的重編，而只是一時的前往大陸投資，因而形成龐大的台商階級，但台灣本地則難免加速凋蔽。

二○一○年韓國的人均所得可望並且突破二萬美元，而估計台灣則仍在一萬六左右打轉。經濟的停滯不進，已使得台灣的二○一○年其實充滿了凶險。這些凶險裡，特別重大的計有下列數項：

首先，最重要的乃是「兩岸經濟架構協議」（ECFA）問題，當今年初ECFA問題開始時，我在三月三日就已在中國時報寫了《這張支票不一樣，它很難兌現》一文，文中強調由於兩岸缺乏最重要的互信，像ECFA這種經濟最高層的協議根本就缺乏條件，意圖以ECFA做為東協自貿區敲門磚更無可能。

ECFA不能一廂情願

但我們政府過度的一廂情願，北京遂被迫不得不敷衍。而今ECFA談了快一年，盡管我們政府仍大自在放話，但這次「江陳會」上，海協會副會長鄭立中已明白表示，ECFA不能一廂情願，不宜草率。大陸方面以拖待變之勢已定。

鄰居的花園 也是經濟觀察指標

• 2009-12-29
• 工商時報
• 【鍾志恒／綜合外電報導】

     要判斷經濟景氣好壞，除了華爾街、政府數據和經濟學家預測能提供答案外，其實從平常生活中仔細觀察，原來身邊也不乏種種經濟觀察指標，包括鄰居的花園、電影院的人潮、紙箱的生產量等，有人甚至還依據丈母娘的行為來衡量經濟是否改善。

     根據杜克大學的行為經濟學教授艾瑞利表示，其實人人各有一套觀察與衡量經濟變化的方式，有的是觀察周遭鄰居的草地是否修剪來做為住屋是否遭到法拍的依據，有的則以童裝的銷售、啤酒的消耗、電影院的人潮來評斷經濟是否改善。

     這些指標或許沒有嚴格的學術理論基礎做為後盾，但是並不代表沒有用。美國聯準會主席柏南克日前引經據典，提出多項政府經濟指標做為佐證，鄭重宣布美國經濟最壞的情況已經過去。然而經濟研究公司ITG的首席經濟學家巴貝拉評斷經濟已有改善的方式就簡單多了。他的觀察重點是他的丈母娘最近打算賣房子。他表示，他的丈母娘一向精打細算，現在要賣房子，一定顯示房市已經回溫。此外，他也觀察他家附近的餐廳已經停止打折，代表來用餐的消費者增多，老板無需再以打折來吸引客人上門。

     有一個所謂的紙盒指數也可觀察經濟的變化。紙盒指數即是透過用來包裝如牙刷、加工食品之類的紙盒產量，來評估經濟狀況。因為景氣差會導致這類產品需求減少，紙盒需求自然會減少。但在今年春季時，許多企業都看好銷售回升而讓紙盒產能又開始增加。

     另外，美國園藝協會在今年初調查發現，計畫在家裡花園種菜的家庭比去年同期增加19％，其中逾半家庭種菜目的是減少飲食支出。還有蚊子叮咬理論，即法拍屋與空置的房屋愈多，被蚊子叮咬的機會就會變多。因為空屋的庭園和游泳池沒人整理，容易孳生蚊蟲。

     其實，男人的內褲也可做為經濟指標。根據紐約時報的報導指出，此一指標還蠻有效的。而提出此一另類指標的，竟然是一臉嚴肅的前美國聯準會主席葛林史班。

     根據紐約時報報導，葛老在1970年代還在經營自己的經濟諮詢機構時，就注意到男人內褲的銷售情況可作為觀察經濟的指標。即經濟在正常時期，銷售會穩定成長；當經濟變差讓男人缺錢時，就會減少支出，自己的內褲會最先被犧牲掉，讓銷售往下跌。。

     研究機構Mintel也認為這個指標有效。因為今年上半年經濟不好，男仕們傾向把自己的內褲變成耐久財，而預測美國今年的男人內褲銷售將下跌2.3％。

鄰居的花園 也是經濟觀察指標｜國際經濟｜財經｜中時理財

北京瞭望／經濟後危機時代 兩大挑戰

【經濟日報╱香港特派員李春】

2009.12.28 04:06 am

大陸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一般沒有假期，2009年的最後一個星期日，溫家寶以接受專訪、雙網線上直播方式，來講過去一年是如何應對國際金融危機，以及來年的經濟工作，顯示的是，希望大家樂觀起來的溫家寶，對來年中國經濟沒有外界那麼樂觀。

溫家寶歲尾出來講經濟，當可理解為一個配合性動作，近日中共全國人大和全國政協，都分別召開了常委會，宣布來年3月人大、政協會作準備。兩會主要內容，還是溫家寶要提交政府工作報告，所以提早出來預熱，是可理解。但從慣例來看，溫家寶這個時侯出來談經濟問題，比較正式，也比較少見，就算講成就居多，多少有點突兀。

為何突兀？還是各方對中國經濟今年已判高分，來年十分看好，用不著講成就。今年中國經濟的核心動作，是「保八」之舉，而今年中國經濟不僅保住八，還實現了「6789」的預定走勢，也就是第一季經濟增長是最低的6.1%，到第二季是7.9%，第三季「破8」達到8.9%，每季上一個百分點的台階，上到第四季跳一格，預定增長達到或者是超過10% 。全年平均下來是8.5%，以全球論，中國經濟又來一次一枝獨秀了。

而對來年，中國經濟又如何展望呢？本月初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定下的宏觀經濟預測指標，仍然是經濟增長8%，與今年的指標持平。但北京中央部門說的是「坐8望9」，也就是8不用保，9有望到達。但北京經濟界樂觀者更多，有人說中國經濟將再上雙位數增長之路，有人說中國經濟會重拾高增長升軌。

中共領導層方面似乎不全是樂觀派，這表現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討論中。有參加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籌備到召開全過程的智囊說，今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討論最激烈的，也是達成最大的共識就是有關後危機時代的表述。也就是說，承認現在已步入後危機時代，經濟走勢將受影響，經濟部署要圍繞其而行。

何為「後危機時代」今次還有另一個特別的時間背景，一個基本的說法，是歷次經濟危機都會帶來經濟的重大調整，在危機過後經濟發展進程將重啟，但世界經濟可能將經歷三到五年的調整期，這一調整期既是經濟低增長期，也是各類的矛盾高發期。

過去的一年來，中共當局實施了「一攬子計劃」，全力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現在不僅「保增長」已初戰告捷，經濟成果還較預計的好。但在未來一年，既是跨入後危機時代，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就不會那麼順利，特別是內外經濟矛盾可能迭發。也有經濟學家出來警告，中國經濟將出現起伏，甚至經濟增長也可能出現「前高後低」之態。

中國的後危機時代，要解決兩個基本問題，一個是經濟的新活力和內在動力的問題。雖然依靠大投資，保證了經濟高增長，但中國的消費還是不足，除了汽車和房子，沒有其他消費領域談得上火紅。而中小企業、民營企業的發展仍欠缺動力。近期從多部委的工作會議看去，已在布局想擴大消費，推動中小企業發展。

南方周末－經濟要刺激 改革更要刺激

• 2009-12-05

     評論解讀

     歐美異口同聲要求中國把經濟建立在內需的基礎上，而中國自己本身早於10幾年就提出擴大內需、提振消費，然而至今仍是出口導向經濟，問題出在哪裡？如何解決？《南方周末》的評論一針見血地指出：中國必須切實改革收入分配體制，從現在就開始大規模的結構改革。

     擴大內需和提振消費都是十幾年前就提出的口號，但中國仍然在出口導向和投資導向的增長模式下越滑越遠。問題出在哪裡？一句話，改革不到位。不是不知道怎麼改，而是知道了改不動。

     中國正處於矛盾焦點

     有些出人意料，政治局上周末宣布明年中國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之後，迎來的不僅僅是掌聲。《華爾街日報》說，外界日益擔心這一政策的副作用，中國刺激計畫帶來的新增投資可能會壓垮全球市場，導致貿易衝突激增。《金融時報》說，世界已經發生了變化，但中國還沒有變。中國的解決方案是大幅增加投資支出，這將帶來更大的產能過剩。高儲蓄、高投資的中國經濟，對中國人民來說代價高昂，對世界也具有破壞穩定的影響。

     一年前，中國推出4萬億經濟刺激計畫時，贏得的是滿堂喝彩，當然也包括這兩份全球最重要的商業報紙的喝彩。

     這一年間世界發生了哪些變化？一年前，金融危機山崩地裂，此時中國政府果斷出手，提振了比黃金更寶貴的信心。中國救市的迅猛與美國救市的拖沓形成鮮明對照，也成了「社會主義拯救資本主義」的論據之一。一年後，經過各國聯手救市，各主要經濟體已止跌回升，雖不能說已走出危機，但最危險的時刻畢竟已經過去。此時，救亡成了次要矛盾，求變成了主要矛盾。而中國，正處於世界經濟從舊的平衡向新的平衡過渡中的矛盾焦點。

     世界經濟平衡前提動搖

     金融危機前的世界經濟平衡，簡言之，就是中日韓德等國儲蓄、投資、出口，美英等國負債、消費、進口，但前者又把貿易順差源源不斷的借給後者（通過購買後者的國債），使後者能夠繼續消費。

     這一平衡的軸心，就是中國和美國。維持這一平衡有兩個前提：第一，美國有足夠的市場吸納中國的出口。第二，美元有足夠的信用讓中國相信繼續買進美國國債是安全的。

     這兩個前提現在都動搖了。金融危機讓美國消費者不再無節制的借債消費，美國居民的儲蓄率已經由-2%提高到7%，這意味著進口需求的大幅度下降。多數專家認為，這是一個長期趨勢。美元走弱也是一個長期趨勢，如果強勢人民幣綁定弱勢美元，固然有利於中國出口，但這無異於捨身飼虎。

     歐美要求中國擴大內需

                2009-11-23

     自從賦改會成立以來，每碰觸一項改革議題，立即便會引起社會輿論的關注。連續提出幾件改革方案下來，由於大部分的結論多是由行政院所主導，引發了某些參與學者的不滿，質疑賦改會為行政院的「橡皮圖章」。經建會主委雖係賦改會的委員，但平常開會多僅由副主委代表，一切主張皆以行政院馬首是瞻，未敢拂逆提供專業建言。坦言之，賦改會的功能不彰，經建會未善盡專業幕僚之責亦是主要原因之一。未料日前經建會主委蔡勳雄一句加重課徵不動產稅以抑制房地產投機炒作之言，激怒了營建業者，紛紛對其大加聲討與施壓，逼得蔡主委不得不快速改口，轉而把責任推給賦改會，要求賦改會應對此問題進行討論。這下子，賦改會倒是變成政院的「避難所」了。

     其實，我國不動產的課稅問題，包括土地稅與房屋稅，存在已久，每次稅改幾乎皆會被拿出來檢討，但始終改革成效不彰。這次賦改會亦將其納入研究議題，惟懍於以往的失敗經驗與教訓，並不敢做大幅度的改革，一開始即把討論範圍限縮在土地稅與房屋稅的減免規定而已，且相關的檢討分析亦只由財政部賦稅署自行負責，沒有委由學者專家做客觀獨立的研究。無怪乎所提出的改革建議，都僅侷限在一些枝節末微的「小問題」上，例如刪除「鹽務機關之鹽倉、公賣事業辦公房屋」以及「郵政、電信事業，供本身業務使用之房屋及其員工宿舍」等之免稅、核實評定新建小坪數房屋之標準價格、取消郵政事業直接用地之免徵地價稅，以及將都市適用自用住宅用地優惠稅率之面積，從3公畝修正為2公畝等等。幸好在會議過程中，由於學者們堅持須擴大論及稅率與課稅價格問題，最後才得以爭取到將「對於不動產課徵之賦稅(地價稅、房屋稅)可考量就稅基、稅率酌予調整」的建議納入結論中。我們不是反對局部細節內容的改善，而是更期待與強調放大賦稅改革格局的重要性。就土地稅與房屋稅的改革而言，若不能從稅率與課稅價格的根本問題著手，我國不動產課稅不公的弊端將永遠無法解決。

     蔡主委關心的話題是房地產的炒作。近年以來，我國受雇者的經常性收入或薪資所得成長的幅度不斷縮小，甚至還為負成長，但相反地，房地產的價格(尤其是北部地區)卻扶搖直上，一般升斗小民終其一生可能都難以購置一棟自用住宅，對民眾的生活品質打擊很大。一般而言，影響房地產價格的因素很多，其一為貨幣資金，最近幾年我國超額儲蓄益愈增加，市面上資金本就充裕，再加上央行採行寬鬆低率的貨幣政策(尤其是金融海嘯之後)，致使銀行爛頭寸氾濫，許多游資難以去化，隨時伺機尋求獲利管道，蠢蠢欲動，房地產當然是一個絕佳的標的。其次是產業政策，每當碰到經濟不景氣，政府老喜歡採取一些刺激產業投資的手段，其中最常推出的就是拯救房地產業的各項措施，包括提高營建融資、降低房貸利率以及放寬建築限制規定等等，不一而足，致使房地產價格難以合理反映市場景氣變化而自然調整。這兩個因素的存在，為我國房地產的炒作，提供了一個「溫床」。蔡主委果真有心解決這個問題，就應該發揮經建會「小內閣」的角色與功能，主動出面洽商與協調中央銀行與經濟部，一則為金融海嘯後的貨幣政策找尋適當的退場機制，另一則是打破房地產為經濟「火車頭產業」的錯誤政策迷思。

     當然，租稅制度亦是影響房地產交易行為的重要因素。理論上，為抑制短期投機的房地產炒作，在租稅設計上可從三方面著手，其一為課徵交易稅，增加其交易成本；其二為課徵財產稅，增加其持有成本；其三則為課徵所得稅，減少其套利空間。我國稅制雖然這三種租稅都有，但卻因制度設計不良，弊端叢生，難以發揮實效。我國對不動產的取得訂有契稅的課徵，但對「開徵土地增值稅區域之土地」則予以免徵。此外，課稅的申報契價，實務上都以財稅機關所訂之「標準價格」為準，與實際交易價格嚴重脫節，故房地產的買賣交易成本偏低。在房地的持有期間，我國分別課以地價稅與房屋稅(農地田賦停徵)，雖然地價稅採累進課稅，但基本稅率只有1％。尤有甚者，由於兩者的課稅價格都是由不動產(地價)評價(議)委員會所決定，非專業因素的干擾太多，導致課稅價格難以提高，稅基嚴重萎縮。至於不動產交易所得的課稅，我國則分別以土地增值稅與房屋交易所得稅兩種方式課徵，然由於稅價與實價的差距過大，連帶著亦使得不動產交易的課稅所得同樣被嚴重低估，無法達到抑制短期投機暴利的效果。

     由此可見，我國不動產稅制的百病之源係在於稅基的破壞，尤其是稅價的不實與偏低，其中最主要的罪魁禍首就是地方政府的不動產(地價)評價(議)委員會。蔡主委若想有所作為，就應該重新在賦改會提案，將已通過但格局過小的原改革方案撤回，重新研議廢除不動產(地價)評價(議)委員會，將不動產課稅改按實價，如此庶幾才有可能解決我國房價炒作背後的稅制病因。只是，這中間的政治風險乃是蔡主委的烏紗帽，蔡主委真的有此擔當嗎？

社論－經建會VS.賦改會｜言論新聞｜中時電子報

             【經濟日報╱劉迎秋（中國社會科學研究院研究生院長） 】 2009.11.20 03:55 am

      眾所周知，改革開放前，中國實行的是傳統體制，「短缺經濟」是那個時代的突出特徵。改革開放後，特別是1996年實現「軟著陸」和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後，「短缺」迅速轉向「過剩」，有人認為從那時起中國進入「過剩經濟」時代。隨著當前這場國際金融危機接近尾聲，有人又提出中國從此將進入「新過剩時代」。

對上述兩種時代判斷，我均有保留意見。無論是1997年後出現的「過剩」，還是這次國際金融危機衝擊過程中表現出來的「過剩」，本質上都不是生產的全面過剩，而是產業結構、產出結構和貿易結構失衡基礎上的過剩，是收入分配（包括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存在明顯不合理、弱勢群體缺少支付能力條件下的過剩。顯然，不能簡單地將其歸納為「過剩」問題。

有人將當前中國經濟發展所處時代概括為「後危機時代」，如果能如此概括的話，我則認為，「後危機時代」中國發展將呈現如下特徵。

第一，「後危機時代」將是一個結構調整需要付出代價的時代。中國的改革開放是從人均收入200多美元起步的。經過30多年的體制變革和開放與發展的推動，中國人均收入跨越1,000美元大關，已經達到3,200多美元。

按照主流經濟學的看法，一國人均收入從1,000美元到3,000美元的階段，是結構變動最為劇烈的階段。然而，這是就一般國家和地區而言的。在中國，即使人均收入超過3,000美元，她也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結構調整還仍然是其經濟發展不可超越的歷史任務。

中國結構的調整，不僅是指經濟結構的調整，還是指社會結構、文化結構等方方面面的結構調整。經濟結構調整，包括產業結構，產權結構、企業組織和市場結構等，是必須放在首位的基礎性結構調整，絲毫不能放鬆。但是，一定要看到，現階段的調整必須付出更大的代價。因此，不僅老百姓要有付出代價的準備，企業也要有付出代價的準備，政府更需要有付出代價的準備。

比如，4兆元政府刺激經濟計畫，啟動初期重點投向國有部門為主體的「鐵、公、基」等基礎產業，當然是對的。但是，一旦經濟回升與轉暖，進一步向前發展，就需要考慮調整投資的方向和結構。既不能忽視基礎產業和國有部門的發展，又必須考慮加大向非基礎產業和非國有部門投資的力度。此間，政府要付出的一個重要代價，就是要逐漸從生產性投資領域退出，逐漸轉向通過財政投資，支援和引導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的成長和發展上來。

這也就是說，政府的財力將不再是像過去那樣更多地直接用於「鐵、公、基」，而是更多地投向中小企業的技術更新、升級，及為其發展創造好的外部環境。除此以外，調整收入分配政策，儘可能通過財政的再分配，提高低收入階層的收入，把更多的財政收入用在調節收入分配關係和提供更多公共服務等方面來。這也是現階段政府參與結構調整必須付出的代價。

第二，「後危機時代」還是一個產業升級需要技術支援的時代。我要強調的是，當前中國的產業升級，免不了資本增密，但是，這並不表示中國必然重新進入一個所謂重化工時代。當前中國產業升級的更緊迫的任務是技術升級，產業升級需要增加資金投入，投資也會因此而出現持續增長，資本有機構成也會相應提高。

但是，產業升級的成功，不在於資本的過度增密和資本的無效率集中，而在於把更多資本投入到技術轉型與升級上。技術不僅包括直接生產技術，還包括人本身，即所謂人力資本的投入。如果沒有技術的強有力支援，沒有人力資本的升級與發展，產業升級難免失去方向。最大限度地增加技術投入，是「後危機時代」順利實現產業升級的一個內在要求和必然趨勢。

名家觀點／中國經濟 邁入後危機時代 | 兩岸經貿 | 兩岸台商 | 聯合新聞網

猛虎出柙？還是羊入虎口？  【經濟日報╱社論】 2009.11.20 03:34 am

      兩岸經貿全面開放的形勢已然確立；從MOU（兩岸金融監理備忘錄）以出人意料的快步簽署之後，明年初簽ECFA（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看來也成定局；順此方向發展，橫亙在海峽兩岸的種種障礙、壁壘，將如摧枯拉朽一般，一一破除，兩岸的往來互動，有如「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倏忽之間，一日千里。

      當強自閉鎖十餘年的柙門大開，會是一番什麼風景？20年前，當我們極力鼓吹開放台灣企業經營者大舉前進大陸，所著眼的，乃是對岸正要追循台灣的腳步，運用充沛到幾乎無限、低廉到難以想像的廉價勞動，積極發展台灣已經踏入30年、積累無數人才、經驗、執全球牛耳甚至藉以創造經濟奇蹟的加工出口業，其競爭力無與倫比，商機無限廣大。

      與此同時，台灣受到全面轉型調整的推迫，加工出口業走到窮途末路，不得不向東南亞的泰、馬等國尋求苟延殘喘的空間。因而以我們的剩餘價值，投向彼岸再創輝煌的勳業，正是求之不得的良機。而以我們成熟、精悍、睥睨當世的加工經營與行銷能力，進入如無人之境的對岸沿海地區，運用取之不盡的廉價勞動資源，掌控12億人構成的巨大腹地，幾乎每一個中小型的台灣業者，都有機會發展成如康師傅一般的巨型企業，而中上游那些以支援加工出口業為使命的中、大型企業，更將如魚得水，其利不可勝計。這一群大大小小的猛虎出柙，台灣的聲勢豈容小覷？

      但經歷20年強悍鎖國之後，今日的台灣早非昔比。20年前獨霸全球的加工出口業與中上游支援者，聲勢早已不再；前者如喪家之犬，被迫四處遷徙，受到對岸「騰籠換鳥」政策的全面打壓，幾已走投無路；而中上游支援者，儘管仍然有若干碩果僅存甚至被台灣賴以為命脈者，然而20年的閉關鎖國，抑制了發展的空間，剝奪其快意擴張的機會，如今面對大陸已成氣候的同業，甚至還要畏懼三分。

      更令人憂心的，是整個台灣已元氣大傷；在金融海嘯之前，經濟結構已經扭曲變形，百業凋零，唯賴資訊、面板等微利產業對大陸出超而一柱擎天；從去年開始，連擎天一柱都在對岸打壓加工出口業的盲動之下失去了衣食父母。這許許多多或遭連年砍伐而氣息奄奄，或歷經市場摧折而頓失依恃的大大小小企業，其中還有多少猛虎？一旦柙門大開，是猛虎出柙？還是羊入虎口？

      當兩岸輕舟將過萬重山之際，我們的學者專家只看到陸資企業正待聲勢洶洶地來台，投資股市，令股價大漲，買房置產，讓房價猛升，併購企業，挑精揀瘦，以壯大其在全球市場的聲勢，因而喜不自勝，爭相報喜。但股市、房市的泡沫已令人心驚，更進一步吹脹，何喜可賀？當奄奄一息但可能在對岸仍有發展機會的大小企業，被揀選併購一空，只剩下毫無機會與潛力的渣滓，台灣經濟將何以自存？遑論與日益強大的彼岸平起平坐、互爭雄長。

      在這個關鍵性的時刻，不僅台灣的大小企業必須戒慎恐懼、步步為營，執掌公權力的馬政府更應深知責任深重，進退之間即是存亡的關鍵，而深謀遠慮，一面保持台灣經濟的實力、企業的潛力，一面則全盤觀察兩岸開放即將開啟的無限機會，扶持、集結台灣的企業與專業人才，有效把握。

      若不被大陸沿海一線城市的硬體建設所懾，深入內陸各省及廣大農村為數10億的人口、亟待開發的處女地、無比廣闊的市場，以台灣平均成員素質遠在其上，以及在市場經濟中縱橫馳騁數十年的優越條件，兩岸開放將是一個新紀元的開啟；但是福是禍，端看我們如何面對。

猛虎出柙？還是羊入虎口？ | 社論 | 意見評論 | 聯合新聞網

張清溪：中國政經不穩 MOU是災難

台大經濟系教授張清溪。（記者劉信德攝）

記者歐祥義／專訪

台大經濟系教授張清溪認為，中國向來是政治與經濟無法分離的，中國沒有政經分離這種事，你與中國打交道時，必須防範以經濟來操縱政治的這種風險，唯一的防範之道就是不讓中國的力量進來，他說中國政治與經濟結構並不穩固，台灣的銀行若要前往中國設點，應另行成立獨立的銀行，不應以國內銀行的分行型態前往，以求在中國出現變局，能發揮防火牆機制，避免危及台灣母行的財務安全。

張清溪針對近來引起國人高度討論的與中國簽署金融監理ＭＯＵ，及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ＥＣＦＡ），提醒與中國政府往來應有高度的風險意識，以下為訪談紀要。

問：近來ＭＯＵ與ＥＣＦＡ成為國人高度討論的焦點，你曾提過一旦簽署金融監理ＭＯＵ，對台灣將是一場災難，請你進一步闡釋此看法的深意為何？

答：很多人在談及此議題時，多關注在兩岸是否對等，及怎樣對台灣是最有利的，但是大家卻忽略，一切協議的前提是中國的經濟是可以依靠的，使企業得以在當地長遠投資作生意，銀行能吸收存款、放款，以一般國家的國情，這些民間商業活動都沒有問題，但是台灣的政府官員與企業負責人，都忽略一個嚴重的事實，就是中國經濟體質其實非常不穩，它的政治與經濟災難隨時都會發生，我的看法是無解的，中國政府根本無法解決它們的政經問題，一旦中國政治經濟發生災難，未來在中國的投資就可能面臨血本無歸。

這都還不是最嚴重的，最嚴重的問題應是金融業，一般銀行吸收的存放款，應是資本額的十倍，否則無法賺錢。中國在發生政經災難時，一般企業若發生問題就倒閉，資本額就泡湯，公司就結束；但是銀行發生問題就不僅如此，首先是放款收不回來，但是你吸收的存款卻要賠償，國內銀行赴中國設立的銀行若是獨立的個體銀行，資本額賠光宣布倒閉也就算了，若是台灣總行前往設立的分行，台灣的母公司就得承擔這些損失，金額恐怕會是台灣母行資本額的十倍，這才是國內金融業的危機所在。

李光耀投資 在中吃大虧

問：國內對ＭＯＵ與ＥＣＦＡ議題十分狂熱，此現象如何解讀？

答：不止台灣對中國經濟狂熱，全世界都是如此，且不僅只有企業界，連政治界及一般人也是。狂熱的原因為何？民國九十年，股市漲到一萬兩千點時，當時你若說這種指數是難以持續的，你會被所有人追打，那時若說會漲到兩萬點，也不是不可能，若是大家都繼續瘋狂買進，問題從經濟基本面來看的話，一萬兩千點是無法持續的，這是必然的現象。我對中國熱的看法也是一樣，中國在不久的將來勢必發生災難性的變局，我認為對此判斷與他人最大不同，就是我看壞中國經濟基本面，且是非常壞。

謝國忠:「東亞共同體」可能嗎？

‧先探投資週刊 2009/11/13

近來，各種各樣的提案和建議浮出水面，力主亞洲建立類似歐盟的「亞洲區塊」；譬如，亞洲各國簽署雙邊或多邊的自由貿易協定（ＦＴＡ）。這些新構想的主要動力，來自日本新上臺的民主黨政府，他們希望能夠有別於此前的自民黨政府，通過提出向亞洲傾斜。

【文／謝國忠】

民主黨政府釋放了日本尋求脫離美國、更加獨立的信號，這也讓日本民眾對未來多了些信心：日本經濟已經「休克」了二十年，增加與鄰國間的融合，有望為其經濟帶來更多增長。

每當全球貿易出現問題時，亞洲各國就開始討論成立區域聯盟，以期創造新的增長動力，但每當全球貿易恢復後，這些討論也就無疾而終，這次也難以例外。惟一的不同在於，這次，全球貿易將無法恢復到以前的強勁態勢，無力維持東亞地區依賴出口的增長模式。建立某種形式的區域一體化，對恢復區域增長至關重要。

過大與過小

目前，這一地區主要的區域性組織包括東盟和亞太經合組織（ＡＰＥＣ），前者規模太小，後者又規模過大。一九九二年，東盟自由貿易區提上議事日程，而一九九七年至一九九八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對東盟來說，是推動其作為經濟「區塊」行使效力的最重要驅動力。截至二○○九年十月，東盟包括東南亞的十個國家，人口達到五·八四億，國內生產總值達一兆五○六二億美元。

當前，東盟自由貿易區幾乎成為現實，這當然是奇蹟。當東盟自由貿易區的構想提出的時候，並沒有多少人看好它：這一區域內，人均收入以及經濟結構存在巨大差異。除了亞洲金融危機，想在規模上與中國抗衡，也是這一區域實現一體化的一個驅動力。

全球觀點－新興市場的新考題

• 2009-11-13
• 工商時報
• 【陳穎柔整理】

     華爾街日報專欄作家魏瑟（David Wessel）為文指出，在外資湧入下，新興市場貨幣都面臨升值壓力，然而為避免出口受損，傷及經濟復甦，許多新興市場都在盡力抑制貨幣的升值。但是新興市場終將面臨兩項不在他們控制之內的挑戰：一方面是必須應付因美國低利率而大量湧入新興市場尋求高獲利的資金，一方面又要尋求因應中國拒絕讓人民幣升值的態度。

     魏瑟指出，發生在1990年代晚期的亞洲金融危機讓新興市場學到一個教訓：倘若一個國家試圖堅守固定匯率，可能導致大災難。新興市場國家過去因外匯存底不足或無力升息來支撐匯率，結果遭遇本國貨幣重貶，引發危機，尤其是背負大量外匯債務的銀行和企業。

     在最近這波危機發生前後，有幾個拉美和亞洲國家放手讓本國貨幣波動，使得彈性匯率發揮避震器功能。新興市場央行因為不必執著於高利率維持固定匯率，所以可以降息，也助國內債務人免遇局勢動盪打擊。以巴西為例，在這波危機最嚴重的數月期間，該國央行降息11碼，與此同時，巴西幣兌美元貶值35％。

     匯率只是整個事情的一部分。有幾個新興市場國家累積大量美元外匯存底，選擇自保以免往後得痛苦地向IMF討救兵。銀行體系穩健的國家在這波危機中表現較佳，中國雖讓該國貨幣緊跟美元，但其經濟卻未被這場風暴打倒；美國聯準會（Fed）以美元與巴西、墨西哥、韓國和新加坡的央行交換當地貨幣，好讓後者能把錢借給短缺美元的銀行，此舉可繞過功能不彰的貨幣市場。

     關於最佳匯率政策的辯論通常是比較心理層面的，但這次，以經驗為依據的證據卻很強。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國際經濟學家艾欽格林（Barry Eichengreen）表示，讓市場力量決定本國貨幣匯率走向的國家，在這波風暴中的情況好得多，其優勢之一就是，企業因為預期匯率變動，會避免借入太多高風險且無避險的外匯貸款。

     隨著這波金融危機告別最壞時光，之前買進美元避險的全球投資人開始把許多資金移往較具吸引力的市場，尤其是亞洲市場，結果造成美元再次貶值，而新興市場貨幣開始升值。根據教科書的說法，此一現象應有助全球經濟趨於平衡：美國應減少進口、增加出口，而亞洲經濟體應增加進口、減少出口。但經濟繁榮仰仗出口的新興市場，其官員並不這樣認為。

     世界銀行在其對亞洲的最新預測中指出，要從國內需求中擷取更多經濟成長，讓本國貨幣升值相當重要，但這種看法尚未獲得認同，亞洲央行對匯率波動的容忍度仍低。

     官員的擔心並沒有錯。巴西、韓國或其他國家最不需要的是股市、不動產價格或本國貨幣暴漲，這種泡沫是由外資流入所誘發的。

     有幾個新興市場央行開始干預匯市，拋售本國貨幣並買進美元，以抑制本國貨幣升值幅度，且支撐本國出口。以泰國為例，該國財政部長表示，今年至今累積動用150億美元進行干預。這是經過時間考驗的反應，但若市場認定，一國貨幣無可避免一定會升值，該國政府卻徒勞地試圖阻卻升值，這樣的操作可能產生反效果，投資人更會加碼押注該國貨幣升值。升息可消弭舉債，但會加速貨幣升值﹔砍政府預算很可能是較睿智但難以施行的作法。

     還有其他選擇。香港藉由使房貸規定趨嚴來抑制借款和不動產泡沫﹔本國貨幣於今年2月以來升值45％的巴西對流入資金課徵2％的稅，此舉似乎成功抑制巴西幣升值。傳統的想法是：這種稅率太低無法發揮太多效果，也不會造成太大傷害。但IMF和其他機構內部現已熱烈辯論，在何種情況下資金管控是有效的。

     新興市場最終將面對超出他們掌控能力的兩大挑戰：美國利率處於極低點以及中國不放人民幣兌美元升值。美國利率低誘使投資人在美國舉債，然後投資於景氣率先復甦、利率較高以及其貨幣普遍預料將繼續升值的新興市場；中國不放人民幣升值使其鄰國也不願讓其貨幣進一步升值，以喪失出口競爭力。

全球觀點－新興市場的新考題｜國際經濟｜財經｜中時理財

社論－今天就請把MOU一次說個清楚

• 2009-11-13
• 工商時報
• 【本報訊】

     今天，金管會將向國會報告兩岸金融監理合作備忘錄（MOU）的內容。一個盡責的國會應該從三個方向聆聽、質詢並監督政府的兩岸金融開放政策。第一個方向是：如何確保台灣的金融安定？方向之二是：如何監理台資銀行在中國的分行？方向之三是：中資銀行進入台灣市場後，如何保護本國銀行、本國人民與本國企業的利益？

     首先，就「如何確保台灣的金融安定」而言，簽署MOU後，雙方的金融機構即可進入對方的市場，兩岸的金融風險就此連通。日後，中國如果發生系統性危機，風險連動的結果將會影響台資銀行在中國的分行，也會波及在台的中資銀行。屆時，兩邊的政府如何分配救援任務，事關重大。究竟是各救各的銀行，還是各救各的市場？或者是：為了避免我國的金融市場瓦解，台灣既要救台資銀行，也要救中資銀行？這些金融安定問題和責任如何分配？務必釐清。

     按照國際慣例，安定條款必須明訂於MOU之中，但是實情是否如此？國會應該仔細詢查，並且審慎評估兩邊政府承擔的責任是否對等。尤有甚者，台灣若需救援台資銀行，即需動用我國的外匯存底。對於此一可能，中央銀行是否同意？有無承諾？而承諾動用的金額又是多少？更重要的是，由於外匯存底是全民資產，國人視之為珍寶，因此若以外匯存底替登陸中國的台資銀行「作保」，全民是否同意？面對此一關鍵性問題，尋求全民之共識或不可少。

     其次，就「如何監理台資銀行在中國的分行」而言，簽署MOU後，根據「母國監理原則」，金管會的金融監理權將及於台資銀行在中國的分行。由於中國不承認「中華民國」的存在，屆時「行政院金管會檢查局」的官員能否登陸執行金檢？登陸後將以何種身份執勤？金管會陳冲主委昨日在立法院財委會表示，中國不同意台灣以「行政院金管會」的頭銜簽署MOU。既然如此，將來「行政院金管會」的檢查局能否具體落實母國監理原則以及金融檢查權，殊堪憂慮。

     此外，本國銀行若欲設立外國分行，須經金管會核准，而申設中國的辦事處與分行同樣需要金管會點頭。但是，兩者的審查標準不能一樣寬鬆。其中，對於申請登陸之案件必須從嚴，否則台資銀行在中國淘金夢的驅策下，可能一窩蜂地湧向對岸，最後在中國市場上鷸蚌相爭，複製一場台灣版的過度競爭惡夢。所以，政府必須建立總額管制制度，有條理有節奏地管控西進的總量和速度。此一必要之管制，不僅可以避免過度競爭，更能避免台資銀行從本國移出過多的銀行資金，削弱本國銀行業的財務健全度；同時能降低與分散來自境外，特別是來自中國的信貸風險。這些絕對必要的金融管理政策，金管會是否已經規劃妥當？

     第三，就「中資銀行進入台灣市場後，如何保護本國銀行之利益」而言，金管會已經著手修改外銀分行管理辦法，有效限縮所有的外國銀行及中資銀行之分行在台灣金融市場上的放款能量，以防止規模驚人的中國銀行鯨吞本地之市場。對於此一措施，國會應予肯定，因為不準備登陸的銀行，不應該承擔開放本國市場的代價。特別是，兩岸簽署MOU後，效果可能只對登陸的業者有益，卻對固守本土的金融機構不利，因為他們必須面對競爭加劇的市場環境。所以，如何保護本國銀行的利益，有待積極思量的議題是：除了限縮外銀分行的貸款能量外，有無其他合理且合法的「不對稱管制」措施可以研議？

     再就「如何保護本國人民與企業的利益」而言，金管會該如何保證聯徵資料不被中資銀行濫用？防範機制何在？防範措施為何？

     兩岸簽署MOU後，從陸銀登台的那一天起，即可同享本地金融機構的權利，有權擷取聯徵資料庫的資訊。屆時，台灣的經濟可能因少數聞人或重點企業的信用資料外洩而動盪不安，進而對國家安全造成威脅。所以，金管會不能盲信聯徵中心的線上管控制度，不能只靠事後勾稽防弊，必須實施「事前審核」制度。亦即，陸銀在查詢聯徵資料前，必須提示當事人的書面同意書或相關契約，並經聯徵中心審核通過後，才能開放該筆聯徵資料的下載。因為保護聯徵資料就是保護台灣人民與企業的安全和利益。

     兩岸何時簽署金融監理備忘錄（MOU）？面對這項問題，金管會主委陳冲始終惜言如金，給國人的交代也止於「正在cooking」、「希望不會拖過明年」、「沒有確定時程」、「呼之欲出」等等語言，以致國會、股市與媒體有猜不完的謎。也因此，今年6月立法院的財委會寧可組團去北京問一個詳細，也不想去板橋的金管會探聽消息。現在，答案揭曉，吳敦義院長說：金管會修改外銀管理辦法，並向國會報告後，就可以用換文的方式簽署MOU。

     既然如此，上文所列述問題，就請金管會今天一次說個清楚。

社論－今天就請把MOU一次說個清楚｜言論新聞｜中時電子報

許嘉棟：台灣陷入經濟民粹

• 2009-11-10
• 工商時報
• 【王立德／台北報導】

     受制民間反對聲浪，導致重大財經政策難以推行的現況，金融研訓院董事長許嘉棟昨（9）日提出警告，這突顯台灣可能陷入「經濟民粹」泥沼，後果就是，恐步入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南美經濟發展停滯後塵。他具體指出，雙卡利率上限、油電價格管制、賦稅改革、肥貓化4項議題，都有此傾向，值得重視。

     許嘉棟是在一場「經濟效率與社會公平」座談會上，做了上述表示。他認為，南美化的後果，將是經濟成長趨緩、政治動盪、財政窘境、通貨膨脹，「並陷入金融危機的漩渦。」。

     財長任內曾通管賦稅、金融、財政業務的許嘉棟觀察到，雙卡利率上限等四大問題。他舉例說，雙卡已是高度競爭市場，設立利率應尊重市場機制；而泛肥貓化，使得某行業缺人，難以透過高薪酬吸引人才，其實若能繳出好成績，稱為肥貓是有失公允的。

     按許嘉棟的看法，賦稅改革常因民間聲浪而進退失據，決策官員不易推動健康的長期規劃；至於油電價格管制部分，與會的台大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副院長林建甫補充說，台灣不生產原油，卻因為社會聲浪反對，持續讓油價低於日本、南韓，還採補貼政策造成國庫空虛，其實是債留子孫。

     許嘉棟以近15年兩岸經濟決策進行比較，結論是「大陸資本主義化，台灣社會主義化」，1994年時，大陸與台灣人均GDP比率3.92％，10多年過去，2008年底大陸人均GDP成長到3,263美元，台灣僅小幅進步為17047美元，比率成長為19.14％，顯見「台灣就在經濟民粹下，走倒退路。」

許嘉棟：台灣陷入經濟民粹｜焦點新聞｜中時電子報

台灣上攀亞太營運樞紐的第一步

【經濟日報╱社論】

2009.11.07 03:35 am

總統府財經諮詢小組在「啟動台灣經濟轉型的行動計畫」裡，將台灣服務業發展方向定調在國際化與科技化。或許有些人認為，在全球貿易中，商品出口金額遠高於服務出口，因此，服務業的出口，是否值得努力？

服務業出口的確較商品出口來得複雜與困難；原因是服務業的跨境服務，不僅涉及物流、金流及人流的開通與規範，也牽涉到跨國投資及市場開放的問題。

不過，服務業出口相對於商品出口衝量雖不易，但回報卻是優渥的，別忘了同樣一單位產值，服務業所創造的附加價值遠高於製造業；以2008年為例，服務業的附加價值率高達68.67%，而製造業只有18.46%，其中，最低的產業正是台灣出口的大宗重化上游產品，包括石油及煤製品製造業的9.51%、化學材料製造業的13.55%及金屬基本工業14.62%。這也就是我們一再提及，這些重化工業在台灣發展，倘若不以供應下游產業為主，而以出口為重，就實在不值得鼓勵。

在服務業出口項目中，也不是所有的業別都不能衝量；例如，國際物流的運輸業，便有機會創造較大規模的出口，因為，國際運輸基本上與商品出口數量息息相關。2006年台灣國際運輸出口金額約62.6億美元（2008年71億美元），相於其他國家，包括美、英、法、日、荷蘭、韓國及新加坡的685、308、263、377、206、259及210億美元，差距不可謂不大。若以各國商品出口值來平減，台灣運輸出口約占商品出口比例2.8%，但上述國家大都介於5.4%～7.9%，也就是每單位商品出口可以延伸帶動的運輸出口，台灣比起其他國家少了一兩倍以上。這些都是台灣服務出口不振的現象，也正是可以努力改善的空間。

目前，剛好也有許多媒體及立委關切，兩岸大三通已通，為何空海港的貨運量及排名卻一再往下掉？台灣距離亞太營運樞紐地位，似乎越來越遙遠。再加上媒體報導，中國大陸將不再放行掛外籍旗船隻登岸船證，將進一步使台灣港口邊緣化。面對這些挑戰，政府也正著力轉型自由貿易港區及物流業，提出優惠租稅等條件，希望吸引外資或台商前往設立發貨中心、運籌中心或進行簡易加工等業務；而機場公司也希望明年11月可以成立。

說實話，以台灣地理位置、本地商品出口能量及海外台商運籌量等條件來看，台灣運輸出口實在不應該僅有71億美元而已。就以本地商品出口能量來看，2008年2,500億美元的商品出口，若大部分不再藉香港轉運，即可將商品出口帶動運輸出口比例提昇到較現在多一倍的水準，而增加另一個71億美元的出口。

再者，有關台商的部分，目前台商在中國大陸前200大出口企業中就占了48家，這些企業從中國大陸出口金額高達1,477億美元；倘若這些企業有一半的發貨、運籌、加工或測試，願意進駐到台灣自由貿易港或營運特區，即可增加近40億美元的運輸服務。如此，在還不包括中國大陸及外國商機的情形下，台灣運輸出口就可達到約180億美元，總算逼近新加坡及韓國的金額。

不過，眼前的挑戰是，台灣的運籌條件如何能比得上香港？台商又為何願意將其發貨、運籌或加工，拉回台灣？一個簡易加工免稅，或硬體設備更新擴大，就能打動台商的心嗎？只怕未必。在此，我們要再次呼籲有更自由的自由貿易港區，及加工出口區轉型為經貿特區的出現。條件為何？就比照香港及新加坡吧！

財經漫遊 假球經濟學

• 2009-11-07
• 中國時報
• 【沈雲驄】

     台灣職棒選手，跟美國的老師、日本的相撲選手之間，有什麼共同點？

     借用經濟學家李維特在他的暢銷書《蘋果橘子經濟學》中的說法：都會作弊。為了讓自己的教學表現看起來很好，美國的老師會刻意拉高學生的分數；為了挽救排名後退的選手，戰績好的日本相撲選手會在比賽中禮貌地放水。這，用最近台灣的流行語來說，就是打假球。

     打假球，真的不是新聞。英國的足球、印度的板球，百年來從未停止上演假球戲碼。就在一個多月前，歐洲足球冠軍聯賽才痛心地宣佈，正在調查高達四十場涉嫌的假球比賽，其中光是近兩年，就有十幾起。從義大利到保加利亞，從裁判到球員，為了錢而栽在假球上的人，不計其數。

     既然圖的是錢，有人說，就要用經濟學的手段──也就是「成本效益分析」──來杜絕打假球現象。而所謂成本效益分析，簡單講，就是讓「打真球」的效益，遠高於打假球；讓打假球所必須付出的代價，遠高於誠實比賽。

     這樣的「假球經濟學」很容易懂，實際上卻不容易落實。比方說，最常見的提議之一，是提高球員的薪資，讓他們賺飽，然後不會輕易鋌而走險。

     聽起來不錯，誰都知道跟美、日等國比起來，台灣幾乎所有職業運動選手待遇的確偏低。就像六○年代以前的英國足球聯賽，當時足球員的周薪只有二十英磅，與其辛苦踢球，還不如鋌而走險賭一下。造成的結果是，足球員們前仆後繼，都因為涉賭打假球被捕。直到六○年代球員薪資大幅調高之後，假球現象才獲得改善。

     問題是，球員薪資的高低，與市場規模有直接關係，不是每種職業運動都有條件大幅加薪。無法吸引足夠的球迷買票，沒有足夠的廣告收益，錢從哪來？硬要從球團的口袋中掏出來，結果很可能換成球團老闆為了賺錢，而主動要求旗下的球員打假球。這一來，高薪是老闆給的，球員要不要聽？換言之，光靠高薪，雖然可以減少球員涉案的誘因，卻無法杜絕假球問題。

     還有人說，讓合法賭球的賠率提高，讓地下賭盤無利可圖，進而不會有黑道有興趣再跟球員周旋。這很理想，但也不實際。因為，黑道照樣可以在合法賭盤中下注，然後回頭利誘球員。幾年前，俄羅斯網球選手Nikolay Davydenko與波蘭網球名將Martin Vassallo Arguello的一場對決，就因為投注型態異常而被懷疑打假球，運動彩券業者也宣佈拒絕接受下注。一位選手當時對外承認，的確有人要給他錢，要他放水。

     更何況，很多假球，不見得跟賭博有關。例如英國足球聯賽中的曼徹斯特聯隊，為了不被降級，就曾經跟利物浦協議打假球；一九八二年的世界盃足球賽，奧地利也在與西德的比賽中「友情」放水，讓同屬歐州夥伴的西德隊以一比○獲勝，得以雙雙晉級，淘汰了非洲強旅阿爾及利亞。一九七九年的義大利聯賽中，戰績不理想的Avellino也曾涉嫌暗中要求對手Juventus隊放水。不過好笑的是，Juventus隊的實力太強，開場沒多久就以三比○領先，總教練只好在眾目睽睽之下，換上一位菜鳥守門員，讓Avellino在二十分鐘之內連進三球。

     換言之，這種「以錢攻錢」、「以白道壓黑道」的經濟學手段，雖然都是減少打假球誘因的方法，卻不是杜絕假球的萬靈丹。否則，高薪、運動彩發達、監督得更嚴的歐美國家，也不會繼續深陷其中。

     跟此刻台灣的棒球迷沉痛的心情一樣，爆發假球事件之後，世界職業網球協會（ATP）主席德維勒很擔心，「打假球，」他說：「會害死職業網球。」不過，照李維特的說法，德維勒也好，台灣球迷也好，都不必如此悲觀。除了加速改革與加強監督，球迷們可以扮演繼續看球，繼續發揮「社會壓力」的角色，一方面，用強烈的輿論不留情地驅逐打假球的人，另一方面，以開放的態度歡迎新進的好球員，讓他們相信，「打真球」、博得你我的加油聲，比起在「假球經濟學」上傷腦筋，過癮多了。

財經漫遊 假球經濟學｜言論新聞｜中時電子報

社論－私募基金的問題與規範

• 2009-11-06
• 工商時報
• 【本報訊】

     英國金融時報指出，金融風暴凍結了舉世的併購風潮：今年前九個月的全球併購金額是1.5兆美元，較去年同期下降38％；其中，私募基金的併購總額是720億美元，較去年同期銳減67％。但是，來自中國的私募股權業者，日昨卻在台北的「兩岸併購與私募股權論壇」上，雄心勃勃地表示：「金融風暴送給中國人一個從天上掉下來的機會，因為併購的風險與門檻都降低了」。所以，國際經濟復甦後，台灣極可能成為私募基金的併購園地。面對此一情勢，應該未雨綢繆的問題是：私募基金的融資併購活動會不會傷害台灣的經濟？私募基金該不該管，又應該從何管起？

     私募基金既屬私募，資訊便無須公開，所以「私募」隱藏「私密」：資金來源是私密，進場是私密，退場也是私密。資訊不透明致使各方懷疑私募基金是「藏汙納垢」的淵藪。不過，私募基金的操作，卻有一定的規律可循：一檔基金通常存續5年以上，前期是資金投入階段，後期是本利回收階段。如此即形成一個大約以5年為周期的循環，每當前檔基金進入回收階段，新檔基金就著手展開募集，資金如此反覆運用，代代不息。所以，私募像潮汐，上次大潮來台是2005年，下次可能在2010年之後，正好趕上全球金融復元與經濟復甦的時機。

     回顧上一波的熱潮，從2005年起，私募基金先以39億美元併購了東森、中嘉與台灣寬頻等三大有線電視集團，然後計畫以52億美元併購日月光，最終放棄。此外，並以15億美元挹注在其他12項投資案上，包括台新金的9億美元，以及玉山金的4億美元。所以私募基金在前一波的併購潮中，投入台灣的金額約55億美元左右。

     同一時期，私募基金在亞太地區的併購總額是1,580億美元。相較之下，當年的私募基金顯然不曾大舉入侵台灣。但是，在日月光一案中，私募基金的高財務槓桿融資併購手法，卻曾經震驚市場。據報導，凱雷收購日月光的資金來源，股權投資只占1成，股東貸款占4成，其餘的5成則準備向國內銀行團貸款。而日月光原先的負債比率是47％，至於封測同業的平均負債比則是35％。因此，當年的日月光如果被收購，其負債比將遽升至90％，駭人至極。

     這種融資併購對於一國的經濟與金融究竟有無傷害？答案是肯定的，而且各國的金融監理單位，皆已注意到「資本弱化」（thin capitalization）與「稅盾效應」（tax shield）等問題。其中，稅盾者，遁稅也：私募基金作融資併購後，企業的利息支出增加，營利事業所得稅因此減少，此即「稅盾」。稅盾可能減損一國的總稅收，因此美、澳、加、法、德、日、英等國皆已立法防堵稅盾效應的擴大。我國金管會亦曾擬議規範融資併購的負債比率，以減輕資本弱化和稅盾效應所帶來的負面影響，但是終究沒有付諸實施。

     私募基金作融資併購，除了弱化資本與遁稅外，是否潛存其他可能的危害？有效的管制方法又何在？關於這項問題，英國的金融監理機關「金融服務局」（FSA）之研究調查與政策性建議，曾經獲得高度的肯定，值得主管機關深入研究。特別是對台灣而言，私募基金已經併購了5大有線電視集團中的前3大，訂戶數超過300萬，占全台有線電視收視戶總數的75％以上。問題因此發生：私募基金為何只對有線電視如此著迷？主要的投資者是誰？資金來源是否清白？5年的經營期程即將屆滿，將來打算如何退場？

     最後一項問題現在終於有了答案，例如這次「台灣大」收購「凱擘」的結合案，就是凱雷私募基金安排「凱擘」退場的方法，而其准駁也正由公平會審查中。但是其他各項問題的真相，卻仍然隱藏在謎團裡。

     另者，美國AIG集團將子公司「南山人壽」賣給「博智金融團隊」，南山有400萬名保戶，1.5兆元的資產，但是博智是否為私募基金，有無永續經營的理念？至今仍屬謎團。

     私募基金的私密性，隱藏住所有的資訊，而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當年在資訊不透明的情況下，竟然核准私募基金取得台灣7成的有線電視系統，實在匪夷所思。現在面對未來可能發生的併購風潮，政府相關部會應該徹底檢討併購時的透明化機制，詳盡研析融資併購的適當規範，否則今後面對來自對岸的併購壓力時，台灣將難以招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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