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日報╱劉迎秋（中國社會科學研究院研究生院長） 】 2009.11.20 03:55 am
眾所周知，改革開放前，中國實行的是傳統體制，「短缺經濟」是那個時代的突出特徵。改革開放後，特別是1996年實現「軟著陸」和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後，「短缺」迅速轉向「過剩」，有人認為從那時起中國進入「過剩經濟」時代。隨著當前這場國際金融危機接近尾聲，有人又提出中國從此將進入「新過剩時代」。
對上述兩種時代判斷，我均有保留意見。無論是1997年後出現的「過剩」，還是這次國際金融危機衝擊過程中表現出來的「過剩」，本質上都不是生產的全面過剩，而是產業結構、產出結構和貿易結構失衡基礎上的過剩，是收入分配（包括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存在明顯不合理、弱勢群體缺少支付能力條件下的過剩。顯然，不能簡單地將其歸納為「過剩」問題。
有人將當前中國經濟發展所處時代概括為「後危機時代」，如果能如此概括的話，我則認為，「後危機時代」中國發展將呈現如下特徵。
第一，「後危機時代」將是一個結構調整需要付出代價的時代。中國的改革開放是從人均收入200多美元起步的。經過30多年的體制變革和開放與發展的推動，中國人均收入跨越1,000美元大關，已經達到3,200多美元。
按照主流經濟學的看法，一國人均收入從1,000美元到3,000美元的階段，是結構變動最為劇烈的階段。然而，這是就一般國家和地區而言的。在中國，即使人均收入超過3,000美元，她也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結構調整還仍然是其經濟發展不可超越的歷史任務。
中國結構的調整，不僅是指經濟結構的調整，還是指社會結構、文化結構等方方面面的結構調整。經濟結構調整，包括產業結構，產權結構、企業組織和市場結構等，是必須放在首位的基礎性結構調整，絲毫不能放鬆。但是，一定要看到，現階段的調整必須付出更大的代價。因此，不僅老百姓要有付出代價的準備，企業也要有付出代價的準備，政府更需要有付出代價的準備。
比如，4兆元政府刺激經濟計畫，啟動初期重點投向國有部門為主體的「鐵、公、基」等基礎產業，當然是對的。但是，一旦經濟回升與轉暖，進一步向前發展，就需要考慮調整投資的方向和結構。既不能忽視基礎產業和國有部門的發展，又必須考慮加大向非基礎產業和非國有部門投資的力度。此間，政府要付出的一個重要代價，就是要逐漸從生產性投資領域退出，逐漸轉向通過財政投資，支援和引導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的成長和發展上來。
這也就是說，政府的財力將不再是像過去那樣更多地直接用於「鐵、公、基」，而是更多地投向中小企業的技術更新、升級，及為其發展創造好的外部環境。除此以外，調整收入分配政策，儘可能通過財政的再分配，提高低收入階層的收入，把更多的財政收入用在調節收入分配關係和提供更多公共服務等方面來。這也是現階段政府參與結構調整必須付出的代價。
第二，「後危機時代」還是一個產業升級需要技術支援的時代。我要強調的是，當前中國的產業升級，免不了資本增密，但是，這並不表示中國必然重新進入一個所謂重化工時代。當前中國產業升級的更緊迫的任務是技術升級，產業升級需要增加資金投入，投資也會因此而出現持續增長，資本有機構成也會相應提高。
但是，產業升級的成功，不在於資本的過度增密和資本的無效率集中，而在於把更多資本投入到技術轉型與升級上。技術不僅包括直接生產技術，還包括人本身，即所謂人力資本的投入。如果沒有技術的強有力支援，沒有人力資本的升級與發展，產業升級難免失去方向。最大限度地增加技術投入，是「後危機時代」順利實現產業升級的一個內在要求和必然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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