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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2-11-05 01:09
  • 中國時報
  • 【本報訊】

     在釣魚台列嶼問題上,兩岸的處理原則都是「主權在我」、「擱置爭議」、「共同開發」。迄今為止,這三項原則的對象都是日本。

     此三原則互為表裡:若不主張「主權在我」,則爭議消失,日本將單獨開發釣魚台附近海域資源;若不主張「擱置爭議」,就必須立即解決主權爭端,則兵凶戰危,誰也無法進行開發;若不主張「共同開發」,則爭議無從擱置。因此,三項原則缺一不可。

     一九七二年日本與大陸談判「關係正常化」時,日相田中角榮在九月二十七日舉行的第三次首腦會談中主動提出「尖閣列島(即釣魚台列嶼)問題」。大陸的周恩來總理說:「我這次不想談這個問題,現在談沒有好處。我們把能解決的大問題─兩國關係正常化問題─先解決。…有些問題要隨著時間的推移才好去談。」當時田中表示同意,並說「這次來訪問,不問一下,回去不好向(日本)國民交代」。

     可見,當時日本政府承認「爭議」存在(否則不用主動提出)、並同意擱置爭議(因此只是提出而未具體談判)。但是,後來日本言而無信,一直宣稱「尖閣群島不存在領土主權之爭」,並且避談田中角榮曾主動提出此一問題的事實,否認雙方曾有「擱置爭議」的共識,只說在談判中「完全沒有談論這個問題」。

     直到今年九月以前,大陸當局信守「擱置爭議」的共識,採克制態度,避免衝突,也壓著社會上普遍的反日情緒,不支持民間保釣行動,不組織漁民到釣魚台海域捕魚,海監、漁政船也很少到釣魚台海域巡視。然而,九月十日日本政府決定把釣魚台列嶼「國有化」,徹底推翻了「擱置爭議」的共識,觸犯了大陸主權的底線,也改變了問題的性質。

     為使釣魚台問題至少回到「擱置爭議」的原狀,大陸不得不改採突出「主權在我」的作為,於是乃有公布標準地名和地理坐標、劃定領海基點基線,以及海監、漁政船常態巡航釣魚台海域等作法。十月三十日,大陸海監船更對日方船隻實施驅離措施,旗幟鮮明地宣示其主權立場。

     反之,台灣朝野因為不願在「一中」原則下協商、簽署兩岸和平協議,並且一再把使雙方可共同參與中華民族復興、也是中華民國憲法明文規定的「統一」,曲解為失去尊嚴的「被併吞」。於是,為了拒統,寧可屈居美、日附庸,也要「去中國化」。久處這種認同錯亂的氛圍之下,面對日本對釣魚台的侵略惡行,自然言行乖謬、舉措失當。「去中國化」的始作俑者李登輝說:「釣魚台本來就是日本的」;追求歷史定位的馬英九總統雖也提出前述三原則,但是卻又對日本表態:「台灣無意與中國大陸聯手對抗日本」,「希望日本朋友們知道,我們非常重視與日本的關係」;還有媒體把近日大陸海監船驅離日船的措施視為「陸船在『中華民國領海』驅逐日船」的不友善行為。

     其實,大陸在一九九二年公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領海及毗連區法」中明定「釣魚島」是台灣的附屬島嶼。大陸海監船在釣魚台海域驅離日船固然是維護中國(包含台灣和大陸)的領土主權,但同時就是在維護台灣人民的權利,其間並無衝突。若非大陸出手,以往對台一向傲慢的日本,最近怎會對我前倨後恭?大陸雖然出手,但驅趕的是日船,並未損傷任何台灣實質利益。此一事實不能漠視,不該扭曲。

     反之,日本不但徹底違反了兩岸共同主張的「擱置爭議」,甚至想在「不存在主權爭議」的前提下,以「共同開發」(所謂「漁權」)誘使馬政府放棄對釣魚台的「主權在我」原則。顯然,日本已看準了台灣的認同錯亂,試圖以漁權談判離間兩岸,重演一百多年來中國人鷸蚌相爭、日本人漁翁得利的戲碼。日本對我前倨後恭,實包藏禍心。

     按照兩岸各自的憲法,中國的「主權」只有一個,只是「治權」尚未統一。而釣魚台列嶼是中華民國的主權所及,豈可輕言放棄?現在日本既已否認了「主權爭議」的存在,我方若還對日侈談「擱置爭議」,或甚至與其協商「共同開發」(包括「漁權談判」),就等於出賣中華民國的領土主權。因此,在釣魚台問題上,面對一百多年來不斷侵略中國的日本,兩岸中國人應擱置彼此間的「治權」爭議,團結起來,共同開發雙方共有的「主權」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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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0-11-01  工商時報

     自從2008年9月世界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第二次「全球化」營造的太平盛世突然變了調。如今各國在合力清理華爾街貪婪所埋下的地雷後,重新面對各自的發展困境,應變態度因而從齊力斷金轉為交相指責,尤以美國指控中國壓低人民幣匯率,導致兩國貿易失衡,更成為舉世矚目的焦點。

     在美中(G2)交鋒中,國際股匯市震盪,熱錢伺機流竄,不僅大賺波動財,更推升商品與房產泡沫;新興國家央行為了防止資金泡沫破滅損及經濟復甦,勉力阻升以求匯率相對穩定;擔心美國聯準會印鈔票印過頭的人竟然倒貼,也要搶買通膨公債。

     蹺蹺板的兩端,一端是只問利益不管道義的熱錢,一端是維護國家權益優於國際穩定的各國政府,形成左右擺盪劇烈、令人膽戰心驚的財經現況。有人稱之為投資「新常態」,有人則憂心這是全球化逆轉的前兆。以史為鑑,第一次全球化終結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當前列強「東風吹,戰鼓擂」的叫陣局面,的確讓不少人產生瀕臨戰爭的危機感。

     理論上,全球化的最高境界是「人盡其才,地盡其利,物盡其用,貨暢其流」。過去兩次全球化雖未臻此化境,但確實有助於提升全球經貿擴張速度。根據統計,1870~1914的第一次全球化,全球貿易平均每年成長4%,全球GDP平均年增1.3%,是1820~1870年均增幅的2.45倍,美日德三強乘勢崛起。

     第二次全球化從二戰後的1950年起算,到1970年代末為初階段,期間創造不少經濟奇蹟,包括美國鞏固世界霸主地位、戰敗的德日浴火重生,而台港星韓等四小龍的奮起,對亞洲更是別具意義。

     70年代末迄今,是為第二次全球化的第二階段,此期間歷經中國改革開放、蘇東波浪潮與資訊科技革命,國際經貿交流之頻繁更甚以往。尤其冷戰結束後的這20餘年間,以中國為主的世界工廠,讓歐美跨國企業得以架構出全新的全球運籌體系。在世界工廠的廉價生產成本支撐下,全球共享了一長段罕見的低通膨穩健成長期,有別於70年代因兩次能源危機而遭通膨赤燄紋身的慘痛經驗。

     據統計,1973~2007年的全球貿易平均每年成長11%,貿易總額占GDP比重由22%勁揚至42%,跨國資本流動總額對全球GDP的占比,更從5%躥升至21%。美國仍然是這波和平紅利的最大受益者,但中國崛起牽動東西情勢,有人視為西消東長的轉捩關鍵,有人則認為是對當前世局的重大挑戰。

     第二次全球化締造的經貿榮景在金融風暴後化為泡影,也勾起兩次大戰間「全球大蕭條」的血淚記憶。世人首度真正驚覺到全球化的「可怕」:在跨國間流動的資本,除了有助於成長的直接投資,原來還有包藏禍心的龐大熱錢;美國聯準會無止盡印鈔票救市,更助長了熱錢的囂張氣燄。

     身為強權的美國卻也滿腹委屈,財政部長蓋特納在逼升人民幣之後,又大談以匯率手段消弭全球經濟的不平衡。蓋特納口中的不平衡貿易,指的當然是中國為主的出口導向經濟體,大賺美國貿易財,讓美國承受巨額的貿易逆差。從絕對數字來看,蓋特納言之有理,卻忽略了全球分工的現實。美國跨國企業未來就算不給中國代工,也會揮師到東南亞等其他工資低廉的地區;換言之,三角貿易所創造的貿易順差,只會從中國轉移陣地,不會回歸美國本土。況且,國家有分大小,發展策略互異,彼此截長補短,與其說不平衡貿易是一種扭曲現象,不如視之為全球化的一種結果,適度矯正可矣,想要完全消除逆差則不啻奢望。

     然而這樣的邏輯,放在民族國家的利益下,終究是有理說不清,也因此下半年以來G2匯率與貿易角力戰越演越烈,國際貨幣基金(IMF)與G20的調停功能也因而無從發揮。

     從政治現實看,IMF與G20就算想當G2的和事佬,也是力不從心。G7論壇在被G20取代前,最大的「成就」是"agree to disagree",唯有尊重彼此歧見,才有存異求同的可能。兩強相爭下的IMF與G20若能發揮"agree to disagree"的作用,已屬難得。

     由此觀之,G20財長日前發表公報強調各國將努力避免貨幣競貶,可說是一種「應然面」的宣示,而多個會員國央行在會後的干預行為,也不該遭批為輕諾寡信,畢竟他們只是阻升而非競貶。繫鈴與解鈴的關鍵,仍在G2兩強。

     瀕戰不等於終需一戰,但因為已逼到懸崖邊,又有兀鷹虎視眈眈,可轉圜的空間變小。我們當然希望結局是「G2同榮」,全球化通過危機考驗後再進階,一如中國在G20財長會前升息,蓋特納與中國國務院副總理王歧山在G20財長會後密談,被國際輿論視為各讓一步的識實務發展。

     怕只怕擦槍走火,演變為「G2同籠」,迭次築起的關稅壁壘造成全球化逆轉。儘管情勢惡化到以武力解決的機率比中樂透頭彩還低,但如果真的發生,套用當前的流行語,那將是舉世「百年一遇」的大劫難!

社論-瀕戰的世界:全球化的代價?|言論新聞|中時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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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0-10-20
  • 工商時報

大陸第五代接班人習近平與不少台商熟識,其對台政策受矚目。圖為2008年兩會時,習近平正式獲選為國家副主席,身後為國家主席胡錦濤。(美聯社)

大陸第五代接班人習近平與不少台商熟識,其對台政策受矚目。圖為2008年兩會時,習近平正式獲選為國家副主席,身後為國家主席胡錦濤。(美聯社)

     為期4天的中共第17屆五中全會已於本周一閉幕。這一次的中全會之所以較往昔更受各方矚目,主要是因為預計要討論的「十二五規劃建議」,一旦在明年3月召開的中國11屆四次人大會議上獲得通過,將成為未來5年中共經濟建設的藍本。而以中國今天高居世界第2大經濟體的實力,未來5年的經濟建設走向為何,自然引人關注。

     綜觀經五中全會討論定案的「十二五規劃建議」,今後5年中國在經濟建設方面最重要的工作,將是進行經濟結構的調整,也就是胡錦濤在會中所拋出「包容性增長」的提法,以期能夠減少城鄉、貧富及沿海與內地差距的擴大。這樣的提法,相較於當年鄧小平主導改革開放時所提出「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無疑是一種與時俱進的進步作法。

     不過,談到要均衡發展落差,這檔子事從來就是說來容易做來難。以中國的實證經驗來看,拜改革開放之賜先富起來的這一部分人,有相當比例正是近水樓台的權貴子弟。而他們在建立綿密的政商關係網絡成為既得利益者後,執政者是否有能力扭轉因而所造成的巨大落差,絕對比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要困難得多。

     儘管要拉近差距的困難度不小,但如果坐視這種差距的存在乃至於繼續擴大,則又將導致內部矛盾的深化,使得其所要維繫的和諧社會目標承受莫大的壓力。因此,所謂「包容性增長」,其實不只是一句建設發展的方向口號,而是攸關中共政權能否持穩與有效統治的重要指標。因此,我們不必懷疑中國當局不會全力以赴,只是如何實現「包容性增長」,倒是未來5年內值得關注的焦點。為達成此項目標,包括要更加大力度於地方與偏遠地區的公共工程基礎建設,也包括必須出台一套讓貧困者可以安身,甚至是也能晉身小康之林的政策配套,以及合理調整收入分配關係,健全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等,無疑都是可以預期的。而包括台灣在內的世界各國,自然也可以從中嗅出某些商機。

     「十二五規劃」的另一個重點,則是要把奉行了30年的出口導向單引擎經濟發展模式,調整為兼顧擴大內需的雙引擎經濟發展模式。分析此一發展模式的調整,其實正如同由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轉為包容性增長一樣,都是因應情勢而不得不有的調整。回顧過去30年所奉行的出口導向經濟發展模式,其主要效益一是提供了就業的機會,二是經由貿易順差累積了龐大的外匯存底。但是過度依賴出口,不只在面臨金融風暴、國際經濟衰退時首當其衝受傷不輕,同時貿易順差資本累積過速,又會反過來擠壓人民幣,陷入當前方興未艾的國際間貨幣戰爭。中共當局顯然是總結這些經驗教訓,體悟到今後的經濟發展,不能再一味地追求擴大出口創匯,因而調整啟動另一個經濟發展的引擎,也就是擴大內需,一方面提升國內民眾的消費和生活水平,另方面也可以做為迴避或減緩國際間經濟消長週期對大陸的衝擊影響。

     談到要擴大內需,對外人而言最現實的意義就代表龐大商機的湧現。可以預見,一旦明年3月人大會議正式通過「十二五規劃」,以民生消費為主的內需市場勢必呈現跳躍式的增長,包括台商在內的各國企業界,自然無不摩拳擦掌加緊布局。而最終內需市場到底有多大的內涵動能,無疑也將是十分值得觀察的焦點。

     堪稱與擴大內需桴鼓相應的,則是除了民生消費市場的增長之外,「十二五規劃」也希望同時帶動新興產業、節能環保產業的發展。這部分的產業規劃,台灣不只較有經驗,發展模式相對也較為成熟,在ECFA明年正式啟動後,等於是台灣企業界的一項利多,如何把握,又如何結合,無疑是對台灣企業界經營管理能力的一大考驗。

     總體來看,中共的「十二五規劃」堪稱規模宏遠,自我期待值甚高。依過往經驗來看,想要在5年的時間全數達成這些規劃目標似乎並不切實際,但真正有意義的是,它的啟動,標誌著中國繼實施改革開放30年取得相當成果後,終於必須調整策略,才能對內讓改革開放的果實為全民所共享,以包容性增長緩和內部的矛盾壓力;對外則是期待經由體質的調整,提高中國的綜合國力和國際競爭力。

     不過,就如同經濟發展的模式不能只靠出口導向單一引擎,也必須同時啟動擴大內需的另一個引擎,中國綜合國力的提升,也絕不是只靠經濟發展模式的調整就可以獲致;中國如果還是只想靠一隻腳走路,外人倒很好奇這條路是否能走得平穩?又將可以走到多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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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0-05-02  工商時報

     大陸福建省福州至廈門(福廈)高速鐵路,已於4月下旬通車,兩地間275公里路程的列車行駛時間僅需1.5小時。這是一條與「台灣高鐵」隔海大致平行的高速鐵路。因此,人們無論搭乘「台高」或者「福廈高」,坐車之時,都可以想像到,在海峽的對岸,也有高速列車正在平行馳騁。如此的畫面,蘊涵著一種時代意義,就是「兩岸已並行駛上了經濟發展的快車道」。它也帶給了兩岸雙方一個重要啟示,即當前兩邊合作發展的契機難得,雙方務必共同加以珍惜。

     從福州、廈門沿海這一線的交通滄桑,可以充分看出兩岸關係變化的底蘊。這一線雖是福建的較發達地帶,但歷來從未有過縱貫鐵路,只有西向遠繞內陸山區的環線。其原因很清楚易懂,就是兩岸雙方曾經軍事對峙幾十年,海峽局勢長期緊繃,因此大陸當局遲遲未在此投資建設鐵路,以免遭受戰火破壞。直至1987年台灣開放大陸探親,帶動雙方民間交流後,福廈海線的交通困難問題漸次凸顯出來。1990年代前往福建的台灣人士,大都親身體驗過福廈間相對落後的省道公路。其大約300公里的路程,可以耗去8至10小時的時間。後來福建當局下大決心加以改造,先建成了高速公路,如今不但又有了鐵路,而且是高速鐵路。這使福廈間結成了一個緊密生活圈,以及一個高效的產業發展平台。它就坐落在與台灣西海岸僅「一峽之隔」的地方。將來一定會有不少台灣來的客商,成為福廈高鐵的乘客。

     福廈間交通狀況迅速的大變化與大提升,根源之一是兩岸關係的先和緩再進一步朝良性發展。戰爭陰影的逐步消解,使當地政府得以大力投入經濟建設,而以往被戰爭因素壓制的生產力,也在短時間迸發出來,並很快地改變了交通格局與產業布局。如此經驗告訴了人們,「海峽和平」是具有高價值的,也是民眾福祉的重要來源。

     從另一個面向看,福廈高速鐵路也是「海峽西岸經濟區」的一支「骨幹」。眾所周知,該「海西」是福建省當局刻正大力推動的區域經濟建設計劃,其範圍除福建省外,另包括浙江、江西、廣東三省的各一部分地區。此經濟區的發展,與兩岸互動形勢息息相關。當該區建設計劃於2004年初次提出時,兩岸關係仍有很大的不確定性,以致於「海西」名號沉潛了幾年,那時當地政府對此亦採低調,未對外張揚。直至2008年,兩岸關係大幅轉好後,「海西」才登上檯面,成為四方客商踴躍前來探索挖掘商機的對象。

     人們如從兩岸角度去回溯「海西」這一塊的過去,會發現它早年是大陸對台備戰的第一線軍區。如今,由於海峽和平的到來,它已搖身一變為大陸對台經貿交流的主要平台。其中,當年曾以對台軍事演習聞名的平潭島,今天正在被建設成為「兩岸交流合作綜合試驗區」。這個位在福廈高鐵路線近旁的島嶼,經貿設施將與台灣方面「共同規劃,共同投資,共同管理,共同建設,共同受惠」。其為福建省當局對台新政策的重要環節。以此對照當年兩岸間的尖鋒相對、硝煙密佈,充分驗證了兩岸關係確已發生了180度的轉變。

     但是,今天兩岸當局還不能以此為足。下一步要努力從事的工作是「鞏固當前的海峽和平局面」。主要的方法,在於型塑制度化、穩定性的兩岸交流合作建構。如洽簽中的ECFA、研議中的兩岸產業對接等,如能迅速落實,都有助於海峽和平的穩固化。其中,「海西」作為兩岸關係發展的第一線,理當進一步發揮積極功能,成為台灣企業布局全大陸的基地。而福廈高速鐵路的通車,使「海西」更有條件來扮演這樣的角色。因為,台灣客商定位這條新高鐵,當不僅止於「便利福廈交通」,而是希望通過它的外聯高鐵系統,更便於串聯長三角、環渤海等其他市場。無論如何,福廈高鐵的通車,已體現了海峽和平的價值,並為兩岸關係的進一步發展增添了動力,值得人們寄予厚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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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10月29日,魁北克全民公投决定是否独立的前一天,一名独派年轻妇女在蒙特利尔的一个集会上,对着电视摄像镜头把自己的加拿大护照撕成碎片。那高举在手上的护照残片,随着加拿大广播公司(CBC )电视网的转播,使3000万加拿大人目瞪口呆,990 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顿时气氛凝固。这一极端行为凸显了法裔和英裔加拿大人之间久远的冲突与对立,象征着魁北克独立诉求的决心和非理性。

加拿大的最早居民是印第安人,最早登上加拿大海岸的白人是挪威探险家埃瑞克森,当时是公元1000年。但是,白人在这个国家的真正历史开始于1497年抵达此地的卡波特,一个效忠英王亨利七世的意大利人。1534年,这块土地又被法国人伽蒂埃夺得,不过,法国人在这块“新法兰西”土地上的真正定居开始于1604年。四年后,魁北克城建立。1670年,英国人开设的哈德森湾公司成立,主要做皮毛和渔业生意。从此,英法居民之间的冲突正式开始。

在此后的一个世纪里,英国人势力迅速膨胀。1713年,法国人失去了纽芬兰、哈德森湾和诺瓦斯科夏,七年战争(1756-63)使英国势力进一步扩张,至1763签订“巴黎和约”,英国人已基本控制了加拿大。但此时,法裔人口仍然占大多数,只是此后几十年,英国殖民者和因美国独立战争而北迁的“保皇”人士大批进入,英国人才逐渐取得人口优势。

在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英国人和法国人一直互不相让,但统派势力一直大于独派势力。在加拿大正式建立联邦之前的1841年2 月,颁布了英裔和法裔两大省的“统一法案”。但是,英国军队白天把法案张贴在大街小巷,晚上就被法国人一扫而光。

反对独立的法裔总理

联邦正式成立之后,英国为母国,英王为国家元首,但法国人在加拿大政坛上一直举足轻重。虽然第一任和第二任总理都是英国人,但他们都受制于法裔势力。

1896年,一位法裔人士终于夺得总理宝座,而且一坐就是四届,直到1911年为止,他就是劳里埃。第一任总理麦克唐纳德曾豪迈地宣称“我生为英国人,死为英国鬼”,而劳里埃则这样描述自己:“在魁北克,我被视为法国人的叛徒,在安大略我被看成是英国人的叛徒……我是一个加拿大人。”他的名言“20世纪是加拿大的世纪”,在当时可以说是家喻户晓。

有意思的是,从劳里埃开始,加拿大历史上任期长、声誉高的总理几乎都是来自魁北克的法裔,包括劳伦特、杜鲁道(又译特鲁多)和现任总理克雷蒂安。更为有意思的是,这些法裔总理都为加强联邦、反对独立作出了巨大贡献。

2000年9 月28日,加拿大前总理杜鲁道去世,全国上下沉浸在前所未有的极度哀痛之中。从老人到妇孺,人们自发地为这位不平凡的政治人物致哀。他被誉为加拿大最伟大的总理、最受爱戴的魅力型政治家,甚至被尊为加拿大国父。杜鲁道为什么会得到如此高的评价?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包括:在国际上不畏强霸,为加拿大赢得尊严和荣誉,他从英国取回宪改终审权,使加拿大终于成为完全独立的国家;在国内,他极大地加强了联邦政府的权力,有效地反对魁北克独立运动,对极端的魁北克独立分子不惜动用“战争措施法”,甚至以武力断然镇压魁独势力的暴力活动。正如在举行国葬时不少人所说的那样,“没有杜鲁道,加拿大也许早就不存在了”。

现任总理克雷蒂安是又一位为国家统一而不计较个人得失的政治家。在1995年魁北克举行公投前,他不仅针锋相对地与独派势力进行斗争,而且做了大量细致入微的工作。在1995年的险胜后,他又果断地采取了一系列法律手段,大大遏制了魁独趋势。

联邦政府对策

魁北克独立问题虽然可以追溯到17世纪,但有组织、有纲领的独立运动是从20世纪中叶才开始的。上世纪60年代末,法裔魁北克人组建了魁人党,并且得到了比较广泛的支持。1976年,力主独立的魁人党赢得省内选举之后,要求独立的呼声迅速提高。在1980年举行的公民投票中,独派虽然最终被击败,但已经得到了40%左右的民意支持。而在1995年的再次公投中,独派竟得到了49.44 %的支持。

联邦阵营在险胜之后痛定思痛,决定对魁独采取强硬的法律手段。1998年8月20日,加拿大最高法院发布法规,规定魁北克不能单方面决定独立,而必须得到联邦和其他省份的认可。1999年12月,联邦政府又推出“清晰法案”。法案规定,今后魁北克省若再就独立问题举行公民投票,不论结果如何,都必须得到联邦政府的批准才能生效。

这项法案授权下议院检讨所有省级公投议题,以决定是否明确,并特别指出,如果公投议题只要求选民授权谈判主权独立,而不让选民直接说明他们是否愿意脱离加拿大,那么,该议题就是不明确的。这意味着,魁人党在1980年和1995年全民投票中的议题都是不能接受的,投票结果是无效的。“清晰法案”于2000年3 月在国会通过,自此,加拿大的分裂危机从根本上得到了控制。

在1995年魁北克公投前的国会会议上,克雷蒂安总理坚定地说:“百分之五十加一票就可以分裂一个国家?这不是民主!”公民投票方式无疑比战争手段要好,但如果一个省、一个城市由于有某种不满情绪就擅自举行公投,以达到从国家母体中分裂出去的目的,这完全是对民主政治的歪曲。

再以加拿大为例。就在几年前,多伦多市有些人认为,身在安大略省,饱受累赘,难以飞速发展,故提出从安大略省分离出去。2000年,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提出,该省每年要向联邦政府缴税220 亿元,但只能从联邦政府得到约190 亿元的福利等,所以也提出了独立诉求。这类诉求在世界各地并不少见,当然都是以失败而告终。如果只是因为有不满,就去煽动民众以公投为手段闹独立,那么这个世界上恐怕要出现上千、上万个国家。而且,随之而来的冲突和战争也会倍增。

公投不等于民主

更值得注意的是,独派人士往往对他们的独立诉求振振有词,但却不允许这种“民主”在其小领域内延伸。例如,在1995年魁北克公投之前的10月26日,魁北克的印第安人先期举行了公民投票,95%的人表示,即使魁北克独立,他们也要留在加拿大,他们的属地应该属于加拿大。他们说,既然加拿大可以分裂,那么,魁北克也就可以分裂。面对印第安人的公投结果,独派魁人党的律师马上回应,强调指出,印第安人的公投结果是“非法的”,“因为那片土地属于魁北克”。

两天后的10月28日,和渥太华隔河相望的魁北克霍尔市人举行游行活动,要求留在加拿大。据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独派领袖说,他可以分裂加拿大,但“没人可以分裂魁北克”。由此可见,独派人士只把公投的权利留给自己,而并不允许他人享受同样的权利。在台湾,独派人士想必也是如此。

用公投的方式解决独立问题,即使成功了,受益者也仅限于少数当政者。在1995年魁北克公投之前,一位女学生说,她希望魁北克人民不要被那些嗜权政客(power -thirsty-politicians )所蒙蔽。这也是台湾民众应该深思和警惕的。

从加拿大联邦政府对待魁独的有力举措上就不难看出,即使在西方最民主的国家,分裂性独立从来都是中央政府所不允许的,也不是仅仅在那个省搞个全民公投就可以合法化的。在台湾所依靠的“民主典范”美国,情况也是如此。

8 月10日晚,洛杉矶的部分台胞举行了为福尔摩莎基金会筹款的“福尔摩莎之夜”,陈水扁在其录像致词中直言不讳地指出,“美国是台湾最稳定的靠山,并让台湾在国际生存空间”。然而就美国历史上,“民主自决”一直被美国政府所不容。

民主国家不认可公投

19世纪,美国南部各州通过民主自决独立建国,结果导致内战。美国人民在林肯总统的领导下,不惜流血牺牲,维护了统一。之后,得克萨斯、加利福尼亚、夏威夷等州都曾想用民主自决的方式寻求独立,美国政府是如何处理的?台湾当局应该很清楚。按中国“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古训,台湾独派势力不应该妄想美国会支持他们,因为连美国自己都不能容忍任何分裂国家的行动。

台湾问题无疑有其特殊性,但没有根本的不同。这类独立运动虽然可以在一定时间内掀起滔天巨浪,但却极少能取得成功,因为它既不会得到母国的允许,也很难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从世界历史看,分裂式的独立运动似乎都有重要或者充分的理由,但与国土和主权完整相比,任何理由都是微不足道的。

九一一事件使魁北克人受到了巨大的震动。在事件发生后一个星期,盖洛普公司对魁北克进行了民意调查,结果显示,联邦自由党在魁省获得了68% 选民的支持,而主张独立的魁人党只获得21% 的支持率,比前一年联邦大选时该党所获42% 的选票整整少了一半。究其原因,专家们指出,九一一事件发生后,魁省大多数民众已经醒悟:魁北克留在加拿大联邦内比独立出去要安全得多。但愿台湾独派人士能够尽早明白这个显而易见却又十分重要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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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耀堂 2010-03-13

  中國建立其TFT-LCD產業及晶圓代工產業的企圖心非常強烈,最希望從台灣得到這兩個產業的生產技術及管理知識。馬政府為討中國歡心,決定儘快簽定 ECFA,並於今年二月搶先鬆綁到中國設六.五代以上TFT-LCD廠,開放投資中國十二吋晶圓廠,並開放中高階IC封裝測試在中國生產。此舉代表台灣電 子業兩大主力支柱今後發展重心將快速轉往中國。一旦ECFA簽定後,電子業更將從台灣消失,高達七十五萬電子業員工將面臨失業。
馬政府此次開放,只要中國那邊生產技術與台灣有兩個世代的差距,便同意其投資中國十二吋晶圓廠。聽起來似乎是要幫台灣尖端技術外流把關,實則完全放 水!
以台積電要投資的中國中芯半導體為例,中芯對外宣稱已用與台積電一樣水平的四十五奈米的技術生產,這是否代表台積電將不准投資中芯?另外聯電與要併購 的中國和艦,兩者目前生產技術雖有兩個世代的差距,但併購後,若和艦生產技術提升至聯電一樣,聯電會被要求從和艦撤資嗎?答案是當然不會,所謂兩個世代生 產技術的差距只不過是個幌子,騙騙民眾罷了!
一般認為ECFA實施後,兩岸一般產品關稅都將大幅調降,但降關稅對台灣出口中國的電子零組件而言,其實無甚幫助。因為目前台灣電子資訊產品輸往中國 絕大部分(如半導體)本就幾近零關稅(平均○.五八%),不簽ECFA對其拓展中國市場並無大礙,簽了ECFA,對其拓展中國市場亦無多大幫助。
更可怕的是ECFA簽定後,台灣對中國的高科技投資將更加開放。產業群聚效應下,中下游LCD及IC業者勢將大舉遷往中國。如同一九九○年代台灣開放 PC及notebook PC業者到中國生產後,相關業者迅速將產能遷移至中國,台灣光是那一波電子業大遷移,就損失了數十萬個工作機會。
以目前台灣產業附加價值最高的IC設計產業為例,鬆綁投資中國後,IC設計業發展重心及員工僱用必將開始往中國轉移,電子業將逐漸從台灣消失,而高達 七十五萬電子業員工將面臨失業。屆時台灣累積四十年的電子產業發展的知識及經驗將不復存在。試問將來台灣還剩什麼產業可以提供就業?還剩什麼生產技術,可 讓台灣邁入高附加價值的產業?
(作者為台灣智庫諮詢委員,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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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報╱社論】

2010.04.27 03:03 am

在巨大的反對聲浪下,立法院暫緩「個人資料保護法」的三讀,並決定以「復議」方式將法案退回二讀,對扼殺新聞自由的相關條文重新修正。這恐怕是拯救這部法案免於淪為「惡法」的唯一途徑,捨此之外,別無他途。

除非立委仍不明白此事之嚴重性,堅持要將法案依原樣付諸三讀;那麼,屆時勢必要由行政院提起「覆議」。如此,不僅曠日廢時,還將留下一筆國民黨主政的行政院對國民黨佔絕對多數的立法院覆議的難堪紀錄。

打著「保護個人隱私」的大旗,卻對新聞自由與個人網路行為布下漫天巨網和匝地陷阱,「個資法」只能說是眼太高而手太低。可笑的是,直至朝野決定聯合提出復議,許多立委仍弄不清法案到底什麼地方出了問題,只能回頭找行政部門共商大計。這種景象,其實真切地反映了立法院一向的議事品質。

上周二讀那天,立法院會一口氣通過了十七個法案,大賣場般的不斷宣讀、喊價、落槌,誰會認真思考手上法條對社會、對民眾有何影響?原來主張民代免責的藍軍立委,因受同僚指摘,卻連媒體的免責權也棄而不顧;原來強力反對「邱毅條款」的綠營立委,則一心一意只在阻擋,無心關注其他。就這樣,朝野立委聯手封殺台灣的新聞自由,還洋洋得意於自己保護個資的「成就」。

法務部的粗疏、草率和卸責,同樣讓人不忍卒睹。在立法徵詢過程中,法務部舉辦的公聽會,邀了諸多相關業者與會,其中傳媒業竟只邀請了一家綠色媒體與會。一個涉及廣泛的法案,公聽會竟然作如此單一、偏頗的安排,如何能昭公信?又豈能代表整體媒體的意見?而一場充滿選擇性思維的會議,又如何達到「聆聽公意」的目的?

更可怕的是,法務部原提的草案中列有「媒體免責」的條款,竟因「台權會」在公聽會中主張要「一視同仁」,就一刀把媒體的免責權給斬掉了,這真是難以想像的事。新聞媒體是第四權,舉世皆然,如何和徵信業、證券或銀行業相提並論?一個人權團體卻對媒體存有如此深的偏見,實在令人瞠目結舌;而法務部自身本末不分,事前不能據理力爭,事後又一味推諉卸責,未免把法務主管機關的大責任做小了。

由於行政與立法部門的草率,「個資法」所設下的阻障,不僅侵犯了新聞自由,也將使個人電腦使用者在網路上動輒可能觸法。試想,目前個人資料遭侵犯的問題,主要發生在握有大宗個戶資料的企業管理失當,因而遭到濫用或洩露;對付這些,行政及司法機關都已技窮力絀,窘態畢露。若依新的個資法,政府把管制的羅網編織得那麼細密,能不能抓到個資大盜還未可知;但民眾在「臉書」放上同學會合照,或者在個人部落格張貼墾丁春吶音樂會圖片,都可能因「未徵求同意」而被控侵權。對可能源源不絕的糾紛,行政及司法部門有足夠的人力和時間應付嗎?如果不能,那麼此法豈非將形同虛設?

為了保障民眾個人隱私,把新聞自由也一起賠進去,完全是思維錯亂所致,不僅毫無必要,更是不值得。而如果佈下天羅地網,抓不到真正的刁鑽歹徒,反讓年輕網民動輒誤觸陷阱,這個法案的美意將變成可怕的社會騷擾。更何況,如果這張巨網最後變成了保護貪官汙吏或奸商惡徒的金鐘罩,媒體工作者的揭弊報導遭綑手縛腳,那又便宜了誰?

朝野立委願意聯合提出復議,顯示他們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朝野立委共同捅出的婁子,朝野立委共同出面收拾,這不只是在搶救個資法,也在搶救立委自己的形象。上周五,就在朝野共商個資法如何復議之際,綠委翁金珠一聲無厘頭的「反對」,讓營所稅險遭錯殺,只好也緊急動用「復議」搶救。這樣的立法品質,立委能不汗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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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日報╱社論     2010.04.26 02:04 am

      馬英九總統與民進黨蔡英文主席針對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的公開辯論昨日舉行,這是台灣民主政治史上朝野領袖首次針對重大公共議題進行公開辯論,意義非凡。雖然一如預期,雙方對ECFA的基本立場各有堅持,對ECFA的利弊分析差距極大,但透過雙英各自的政策說明及相互論辯,仍清楚地展現出朝野對兩岸關係及台灣未來出路截然不同的思維、主張與策略,在一定程度上也達到與人民對話、訴求民意的政治效果,台灣人民可以說是這場辯論的最大贏家。

      台灣生存發展的命脈在經濟,而台灣經濟發展又高度依賴對外貿易。在全球化及亞洲區域經濟快速整合的大趨勢下,台灣要維持國際競爭力,參與及融入區域經濟整合是唯一的出路。毫無疑問,過去台灣循此出路的最大阻力是來自經濟實力及綜合國力日趨強大的中國大陸,此一瓶頸若無法突破,一切都可能成為空談。在辯論中,馬總統訴求一貫的開放理念與主張,期待透過兩岸關係的良性互動,擴大台灣的國際空間;與大陸簽署ECFA正是台灣與他國簽署自由貿易協定(FTA)及參加區域經濟整合的敲門磚。

     蔡主席則點出,民進黨的兩岸政策思維是在國際多邊架構下,與世界各國一起走向中國;國民黨的思維則是透過中國走向世界,台灣一旦與大陸簽署ECFA,極可能改變亞洲均勢,反助長大陸成為核心,讓台灣成為邊陲。蔡主席的論點反映出雙方對國際情勢變化與兩岸關係的基本認知南轅北轍,這也是長期以來藍綠在對外事務上的根本歧見。

      ECFA對台灣的影響及利弊更是雙英攻防的焦點。馬總統強調,ECFA可為台灣經濟找回民進黨執政時期失落的八年,開創黃金十年,而且對大小企業及勞工都是利多於弊;並重申不開放農產品及保護弱勢產業的立場。相對的,蔡主席指出ECFA就是FTA,依WTO規範,須在未來十年內將90%以上農工產品關稅降到零;雖然大陸在早期收穫清單上對台灣讓利,但未來大陸農工產品終將湧入台灣,帶來最大的產業衝擊、經濟結構調整及利益重分配;不進一步開放農產品的承諾勢必守不住。

      馬總統則回應,ECFA是架構協議,後續協商將循序漸進、步步為營;自由化期程不必然是十年,降稅項目比率也可能大幅低於90%。從雙方對ECFA所涉自由化期程的不同認知來看,政府很有必要及早將ECFA內容透明化,才能減少社會的疑慮及不必要的爭議。

      最值得注意的是,蔡主席提出了民進黨對ECFA的替代方案。她認為台灣不要急於簽署ECFA而被綁在十年自由化期程的框框內,而應參考台美貿易及投資架構協議(TIFA)的模式,就ECFA後續協商涉及的經濟議題如關稅減免、投資保障、智財權保護等,一項一項來談;配合國際情勢及兩岸關係發展,不排除在將來與大陸簽署類似FTA的協議。嚴格來說,若以十年為期,蔡主席的替代方案與政府推動的ECFA,並非完全不能相容,這也說明朝野之間並非沒有進一步協商及妥協的空間,就看雙方能否真正以國家整體利益為出發點。

      最難能可貴的是,雙英辯論雖仍不免言辭交鋒,但雙方並未在政治意識形態上互扣帽子,而將重點放在經濟層面;這無疑改變過去藍綠一貫的對立思維,也是一項重要進步。理愈辯愈明,在ECFA辯論之後,我們期待雙方對ECFA的後續作為都要符合民主政治的程序,回歸民主政治的常軌;更期待雙方能夠以國家大局為重,化異求同,找出ECFA的交集,俾讓近來日益升高的對立情勢化解於無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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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0-04-24    工商時報 

     全球金融風暴好不容易遠颺,但4月以來幾樁超級天災人禍再度震撼世人驚魂甫定的心:波蘭統治精英集體死於空難、青海玉樹7.1大震造成逾兩千人慘死、冰島艾雅法拉冰河火山在休眠近兩百年後「春吶」癱瘓全歐空運、華爾街王牌高盛遭控詐欺又棒喝全球股市。接下來,這個世界會發生什麼不可思議的事,大概都不足為奇了,只是這些爛攤子怎麼收,當事者與為政者的考驗才開始!

     用「屋漏偏逢連夜雨」,恐怕無法形容冰島人的慘痛於萬一。過去兩年,冰島遭逢金融中心夢斷、國家瀕臨破產的政策失敗,偏偏老天爺現在又找上境內的艾雅法拉火山當宣洩口,抗議世人沒有善待地球。雖然此次火山爆發原因尚待論斷,但已有科學家研判與暖化有關,蓋冰山融化使地殼減輕負重,地底熱泉向上氣壓得以突破地殼重量,進而造成火山爆發。

     更慘的是,艾雅法拉冰河火山前次爆發於19世紀初,當時空運尚未誕生,如今全球航空網交織綿密,從冰島噴發四散的灰燼,不僅造成歐洲空運當下近20億美元損失,威脅到歐洲今年的經濟復甦,更一度殃及全球產銷供應鏈。善後之事,冰島自身不能怨天尤人,歐盟各國責無旁貸,歐盟以外的國家也無法完全置身事外。

     畢竟天災難以逆料,考驗的是事前防災與事後救援的本領。台灣本身經歷多次「震」撼教育,擁有相當的震災應變能力,但對於「火山爆發」,似乎警覺性偏低。然而,根據去年中研院發表的最新研究,原本被認為是休火山的陽明山大屯山系,最近一次「活動」是5千年前,而非先前認定的20萬年前,屬於國際火山學會定義的活火山,顯示台灣火山爆發的機率並非為零。

     相比艾雅法拉火山再爆發差距近兩百年,5千年看似還有得等,然則火山活動周期並無平均規律。以日本聖山富士山為例,根據記載,在過去1萬1千年間曾噴發過12次,最近一次是1707年12月16日,爆發前造成規模8.6大地震,之後火山灰連10日如降大雨般灑滿江戶城(現今的東京),造成2萬人死亡。因此,長期以來,日本政府不間斷落實防震教育,加強火山測報系統監控,只為求在那機率偏低的天災發生時,將苦難降到最小。

     日本是杞人憂天嗎?當然不是!冰島的灰燼再度提醒世人:「風調雨順」不是理所當然的事,也不是靠燒香或禱告就會如願,而是預防災害人人有責!

     對天災盡人事,對人禍,又該如何?日本對防災有系統性做法,對糾纏20年的經濟困境卻始終找不到解方,可見「人作孽不可活」。不過,日本經濟困境僅止於自作自受,華爾街精英設計全世界,一手掀起金融海嘯,為害莫此為甚。如今,美國證管會(SEC)正式控告高盛詐欺,華爾街「行騙天下」的高級劇本昭然若揭,令人髮指。

     根據SEC的指控,高盛涉嫌在銷售合成抵押債務債券(CDO)時幫大客戶保森避險基金賺錢,卻對合成CDO的購買者隱匿風險資訊,以致荷蘭銀行、德國工業銀行(IKB)等被害人日後損失逾10億美元,終致無法再獨立運作而遭他行併購。這兩年因金融風暴而焦頭爛額的歐洲各國高層,突聞「元凶」另有其人,而且還是去年大賺134億美元,大手筆發紅利的高盛,其憤怒難耐自有如冰島火山爆發。

     高盛領導層對SEC所有指控,當然是否認到底,並堅持所作所為「理直氣壯」。就價值觀而言,華爾街大概是達爾文「物競天擇」的最忠實信徒,而這批絕頂聰明人就是適者生存的典型,在他們眼裡,鬥智鬥輸的不適者就該淘汰。因此,當SEC指控高盛詐欺、英相布朗怒批高盛道德破產、投資人臭罵高盛是詐騙集團,對高盛而言大概都是馬耳東風。去年被英國金融時報選為年度人物的高盛執行長貝蘭克梵甚至還說過:高盛做的是「上帝的工作」!

     高盛大可繼續堅持它的價值觀與道德觀,卻不能逃避它所犯下的過錯,因為低估投資風險是一回事,刻意欺瞞風險又是另一回事。有一說高盛詐欺案在此際起訴,其實是美國歐巴馬政府的陽謀,力圖在金融改革法案於國會表決前,補上臨門一腳。巧合的是,前總統柯林頓也適時對任內坐視衍生性商品發展的決策公開認錯,並直指是誤信魯賓(出身高盛的財長)、桑默斯(現任白宮首席經濟顧問)之言。柯林頓突然出招,表面上是知錯能改,實則是拖其繼任者小布希下水,挑明當時共和黨政府的自由放任才是金融風暴的幫凶,真正的用意在幫歐巴馬金改抬轎。

     就算高盛案是歐巴馬拼金改的陽謀,各國對於金融改革能有進展,也應樂觀其成。因為,華爾街的奸詐聰明人若無「法」可管,金融禍害將不斷在世上複製,後果卻是多數無辜者承擔,人間豈還有正義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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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0-04-24   中國時報

     《產業創新條例》民進黨版沒過,最後通過了「馬吳版」。但不論是哪一個版本,該條例會侵蝕政府預算,殆無疑義。原先的民進黨十七.五%稅率案,財政部估計稅損四百多億,現在馬吳版稅率再降至十七%,即使其他功能性免稅縮減,最保守的估計也有稅損一百多億。總之,朝野府院沒有任何人否認產創條例在侵蝕國家預算、在傷害未來國家財政的健全,卻人人做壁上觀,頂多只能畫個「未來稅收『可能』比現在高」的虛幻大餅。這種全面棄守政治責任的現象,就牽涉到長遠的、制度性的問題了。

     在這裡,我們要對馬總統做四項建議,不只是對產創惡例做亡羊補牢,也對國家未來的制度健全做些修補。我們先從簡單的事談起,然後再討論法律制度面的更張。

     一、馬總統應該立即宣布,在他任內以及下一個可能的連任期,絕不再提任何減稅案,在立法院也不會再放任或動員執政黨立委支持任何一個減稅案。據了解,明年度政府各機關經常門的預算,都要以削減大約五%的方式大幅縮編,這幾乎是台灣過去八年來僅見,可見國家預算之吃緊程度。可是即使環境如此嚴峻,我們的財團與「利委」的遊說卻未曾稍歇,還是不斷地施壓催逼。今天是《產創條例》,明天不知道還會惡整出什麼降稅施壓的新招。長此以往,台灣不被這些財團政客坑死才怪。要確實為台灣的胡亂減稅畫下紅線,馬英九必須要以總統兼黨主席的身分明白宣示「到此為止」。這是亡羊補牢的第一步。

     二、除了前述「不再減稅」的宣示之外,馬總統也該同時宣示,在二○一一年第一季,對《產創條例》修正後所產生的營所稅稅損做一盤點清算。這一次遊說將營所稅率降低的歪論,就是說「稅降養鵝、鵝肥稅增」。由於《產創條例》自今年即生效,故二○一○年全年營所稅稅收如何,在明年第一季就一清二楚。究竟降稅是否能達成少數利益團體所宣稱的「稅收增加」後果,屆時就一翻兩瞪眼。我們認為,總統可宣示屆時要將二○一○年之營所稅收,與二○○五年至二○○七(金融海嘯前)之三年平均相比。如果二○一○營所稅收不增反減,馬政府就知道誰是讒言奸歹、利益遊說之輩,而必須要重啟調整稅率之機制,否則國家財政所受之衝擊,將逐年累積、日益嚴重。這樣的定期檢查機制,也是國外調稅所常用的手段。

     三、對即將因應五都升格而須修改的《財政收支劃分法》,馬政府也該先把紅線劃清楚。五都的立委為「爭取地方權益」,必然會為各地統籌分配款額度而拚命。現在情勢觀之,地方立委相持不下結果,往往又是拿中央政府預算祭旗。馬政府應先對五都新增財劃預算「總額」有所宣示,如「以一千億為上限,絕不再增加」;而各地方政府分食大餅,也只能在此總額下為之。劃下這道紅線,才能預先堵住財劃法所可能掀起的預算大戰,為國家止血。

     四、我們認為馬總統也該為健全政府財政架構,而提出釋憲案。過去廿五年台灣政府增稅幾乎是零,但所降之稅卻不下卅種(次),這正是我國稅收日漸不足、財政日漸惡化原因。《預算法》九十一條明定,立委所提法律案大幅減少歲入者,應先徵詢行政院意見,並應指明彌補資金之來源。但這樣法律條文歷年來從沒人把它當回事,《產創條例》就是明證。從法理觀之,《預算法》九十一條應視為《中央法規標準法》之特別法,且其內容不該只是訓示性規範,而該是法律成立之要件。當立法機關忽略此預算法規範而濫行立法時,國家預算勢將面臨制度性之闕漏。我們認為,馬總統應對此規範提出釋憲,尋求大法官支持未來總統得依憲法七十二條,對於違反《預算法》九十一條所通過之法律,做制度性覆議或其他方式之補救。

     在產創惡法通過、國家損失稅收數百億之際,各級政府的預算又面臨縮編的噩運。這就像是一位負債累累的卡奴,一方面刷爆信用卡濫買未經評估的細軟,另一方面卻又三餐不繼而斷炊。馬總統是這個卡奴家庭的家長,恐怕必須用前述四種方法,做些補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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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現在需要的是改革開放。改革開放是鄧小平的品牌標語,使得三十年前極度破敗的中國脫胎換骨,如今以「和平崛起」之姿令世人刮目相視。縱然說起來會使國人覺得不太舒服,但是我們仍要說:台灣現在需要的是改革開放!

這句話,尤其要說給民進黨聽。

台灣原是「改革開放」的國際楷模。高度自由化的經濟,與高度民主化的政治,皆是「改革開放」的成就。但是,值此全球化及區域經濟組織成為國際主流之際,又值兩岸關係從冷戰對抗轉向和平發展之時,台灣卻反而出現了一股「反改革/反開放」的鎖國逆流;如果不能打通這任督二脈,台灣恐怕難以迎對未來的嚴峻挑戰。

台灣當前所處的大局大勢是:一、全球化;二、中國崛起,成為世界工廠及世界市場;三、台灣的經濟規模甚小,不能擺脫出口導向的經濟形態,必須與全球分工鏈聯結,也就無法與中國大陸切割;四、台灣是自由民主體制,不能阻禁人民以兩岸為生涯平台。也就是說,「開放」是台灣唯一的生路,而台灣的政經「改革」亦應以「開放」為指向。

台灣真正的危機是:已無可能阻禁人員及資金向外流,十餘年來卻又設下種種障礙,阻禁外面的資源向內流。因而,台灣長期呈現資源外流的「出血」情勢,而不能形成「循環」;所謂「根留台灣」、「建設台灣為亞太平台」等思考,因而皆無實現的條件與憑藉。

是否開放陸生來台的爭議即是一例。台生赴大陸就學已無法阻禁,但民進黨卻全力阻擋陸生來台。大陸採認台灣學測成績讓台生免試入學,更針對台灣的「頂標生」,且以「國民待遇」准許台生考照及就業;相對而言,國民黨版的陸生政策則採「三限六不」,而民進黨更主張完全禁止。這就是「擋不住流出/只阻禁流入」的畸形政策。然而,陸生來台不止是「教育產業」的問題,更對兩岸交流的長期均勢,在人文上及政治上皆有極為重大的影響;只要檢視過去「僑生」返回居地後對台灣的回饋,即知陸生來台在社會及人文上所可能產生的重大意義。何況,鎖國政策必須鎖住兩頭才有用,豈能只鎖進不鎖出?

兩岸經濟協議(ECFA)又是鎖進不鎖出的一例。台灣在經貿上絕不可能與大陸切割,但長久以來,也只見台灣的資源流向大陸,而台灣卻對台資、外資漸漸失去扎根的誘因,對陸資更是敬謝不敏,包括曾經長期禁阻陸客來台觀光。這是「出血」,而無「循環」,且禁阻「循環」。

一般人只見到ECFA「向外流」的部分,例如減免關稅,當然有利於台企台資與大陸來往;卻未能注意,ECFA「向內流」的效應,這是因為改善了台灣的投資條件,使得台資、外資及陸資皆有更大的誘因在台灣投資,亦即有利於「根留台灣」。民進黨在經貿方面的「鎖國政策」,也一直是鎖進不鎖出;八年執政使兩岸經濟依存大幅提高,但對「根留台灣」及「防止台灣邊緣化」卻拿不出對策。民進黨反對ECFA,就某種意義而言,其實就是反對改善「根留台灣」及「將台灣建設為亞太平台」的客觀條件。

面對全球化及區域經濟組織東協加N,面對台灣必須與已經成為世界工廠及世界市場的中國「和平發展」,台灣必須「改革開放」。開放當然會有一定程度的痛苦,但不開放就不可能鍛鍊台灣自己的競爭力,亦不能維持台灣對全球資源的吸引力。開放,是為了提升「根留台灣」的條件,而陸生來台及ECFA等政策,皆是為了迎對「開放」,而必須有所作為的「改革」。

鎖國政策不可行,而「只鎖進/不鎖出」的鎖國政策尤其不可行。民進黨的這一套鎖國政策,恐將眼看著台生更流向大陸,台資更流向大陸;而只能以「弱勢產業代言人」的角色欺蒙群眾,坐視台灣一步一步趨向邊緣化。可以斷言,民進黨愈這麼幹,愈留不住台生,愈留不住台商;因為人才和資金不會守在競爭力日弱、吸引力日竭的下沉社會。「開放」必有痛苦,「改革」才有希望。

鄧小平「改革開放」的引擎口訣是「解放思想」,何妨借此四字勉民進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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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0-04-22   中國時報 

     立法院日前二讀通過《個人資料保護法》修正草案,將原有的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全面翻修,不但名稱改變,而且擴大保護範圍,將醫療、基因、性生活、健康檢查、犯罪前科、聯絡方式、財務狀況,社會活動及其它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個人的資料,均納入保護。

     新法中最引起注意以及爭議的部分,應屬媒體或民意代表公開涉及個人的資訊,須要徵得當事人同意,即使是基於公共利益而有必要時,也必須由蒐集者以無從識別當事人為誰的方式加以揭露,始為適法。違及規定之行為,可能招致刑罰或行政罰鍰,民事求償最高額為兩億元。

     此項法律尚未經過立法院三讀。我們認為,立法院應該懸崖勒馬,若聽任此法輕率通過,將會是一部違憲的惡法,恐怕會將台灣好不容易得來的新聞、言論自由令譽,片刻毀於一旦,更將嚴重損毀馬政府推動落實人權政策的招牌。

     一般的看法或許認為,此法是為了防制民代或媒體名嘴爆料而設限制。問題是,此法將個人的資訊包山包海一概當做秘密處理,卻忽略了隱私權不是毫無界限的,也不是絕對的權利。

     依照此法規定,任何關於個人的活動,包括私人活動及「社會活動」(第二條),即使是公開的行為,未經告知個人並經同意,即使是在大庭廣眾之下,也不容包括媒體「蒐集」或「以任何方式取得」(第二條)。如果按照此法的文義理解,以後恐怕可供媒體報導的消息極其有限。不知道此一立法是參考什麼國家的立法例,還是純由法務部與立法院閉門造車泡製出來的?

     更嚴重的問題是,此法所保護的個人社會活動,並未區分是否從事政府公務之人。換句話說,媒體即使採訪政府官員,如果不得同意,也將無可以稱名道姓加以報導之事,民主社會寧有是理?中華民國政府從此法公布之日起,將要摘下任何可以自詡為施政公開透明的招牌!陳水扁的貪腐行為,未先告知並得其個人同意之前,不能加以報導?民進黨如果在立法院中採取此種態度,國民黨占多數的立法院就通過此項立法加以實現,算不算是愚不可及?

     此法規定所顯現無知的程度,令人咋舌。起草者顯然不知道隱私與名譽是不同的權利。

     媒體報導要求的是真實,不實的報導侵犯名譽,媒體不能無緣無故地報導不實毀人名譽;指責媒體侵犯隱私,則是說媒體不該為真實的報導,因為只有真實的報導才會侵犯隱私,如果一切的個人消息都算是隱私而不能加以報導,都必須得到個人的同意才能公開揭露,其實就是規定沒有任何個人的真實消息可以報導揭露,也就是說要讓所有的媒體關門的意思。這樣的立法可以走出立法院,恐怕應該關門的是立法院!

     如此明顯而簡單易懂的道理,立法院沒有人了解嗎?此法規定個人資訊,不區分個人是私人還是公眾人物,也不問其是否是執行公務,不區分蒐集揭露個人資訊須得本人同意是否僅以私德為限,也不區分公開活動與私家活動的界限,就一概不許任何非公務機關為之。公務機關呢?則為了維護國家安全或增進公共利益即可利用蒐集的個人資料(第十六條),州官放火與百姓點燈的差異大不大?像這樣一望即知為違反憲法的惡劣立法,法務部與立法院究竟是渾然不覺,還是處心積慮?

     看了立法院二讀通過的修法草案,我們擔心此法若不執行則已,一旦認真執行,馬英九總統重覆陳水扁總統所為之事,未經他的同意,任何媒體不能公開揭露,否則就會吃上刑事官司,受到行政罰鍰,馬總統也可以對他求償新台幣兩億元。我們也擔心不僅是不能報導馬總統,也不能未得同意報導任何人燒炭自殺或是開車撞了人,要逼我們媒體遵守此法,散亂斷炊算了。我們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但願我們解讀此法有誤。法務部與立法院請告訴我們,我們讀錯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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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4-14
正是由于这些发达国家资本和技术从本土向中国的转移,中国被发展了,中国被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心,被成为最大贸易出口国,最大外汇储备国,和全球最有最有活力的地区。 
  中国崛起是当今国际舞台上一个亮点,事实上中国之所以能迅速崛起,是全球化的结果。中国模式是一种被崛起模式而不是自主崛起模式,是一种被发展模式而不是内生发展模式。以此角度分析,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中国模式的魅力和它的脆弱性。 
  历史上近代欧美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崛起必须拥有如下条件:首先是科技发明,以此占领制高点;资本积累,西方发达国家主要通过殖民掠夺,或战争而完成;低廉的劳动力,主要通过黑奴及世界劳工得以解决;政治经济制度的改革,以及市民社会的产生。与此相比,中国崛起不具备这些条件,既无科技发明,也无通过漫长道路后资本原始积累过程,更无海外殖民地可以掠夺,唯一拥有的就是大量廉价劳动力和潜在的消费市场。那么中国是凭什么在三十年中走完欧美国家200年才走完的现代化崛起之路的呢?关键在于全球化,在于西方发达国家资本和技术全球性流动,正是由于这些发达国家资本和技术从本土向中国的转移,中国被发展了,中国被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心,被成为最大贸易出口国,最大外汇储备国,和全球最有活力的地区。 
  那么为何西方发达国家资本和科技,会迅速向中国及其他新兴经济体国家转移呢?这是由资本本性来决定的,即追求投资的利润最大化。资本无国界,资本爱利润,就像老鼠爱大米,利润空间在哪里,资本科技就奔向哪里。随着西方发达国家劳动力成本的不断提高,投资、消费市场趋于饱和,投资利润空间的越来越稀薄,这就迫使资本从欧美国家流向中国和其它新兴经济体国家,因为这些国家拥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市场、优惠宽松的投资条件和政策,包括环保方面的政策,以及自身潜在的巨大消费市场。 
  资本流动改变全球格局 
  欧美国家资本的转入目的很明显,就是把中国和其它新兴体国家作为生产基地,以降低经营成本,提升利润,然后通过物流系统,再将终端产品返销到欧美国家,因为这样比在欧美本土生产成本可以降低,利润可以上升,从而使大批跨国公司可以生存下去并获新生和扩大发展。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成本核算问题,但这一行为导致了全球制造业和贸易结构的改变,导致全球经济、政治力量对比格局的变化。 
  首先欧美国家资本向中国和其它新兴经济体国家的转移,其目的是为其建立新的生产基地,以降低运营成本,但由此中国被成为了全球新的制造业中心和世界工厂,之所以说中国被成为了全球制造业中心,因为整个过程主导是以欧美跨国公司为主体的资本流向决定的,它们迫使中国加入WTO,接受苛刻的条件。其二,整个过程中,核心技术依然掌握在欧美跨国公司手中,中国名为世界工厂,实为世界加工基地,中国只是充当为全球打工的角色。 
  其次,随着中国被成为世界工厂和全球制造业中心,中国又被成为最大的贸易出口国,因为西方跨国公司在中国设厂或建立合资公司,产品的终端大部分依然是欧美国家,所以中国尽管目前已超越德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出口贸易国,但事实上一半以上为跨国公司主导的,是它们生产出来的,正如温家宝讲的,“中国贸易总量很大,但50%是加工贸易,60%是外企与合资企业出口贸易。” 
  自始至终,西方发达国家资本技术流入中国,其目的不是为了帮助中国迅速的崛起,只是想让中国变成其全球的成本低廉的生产基地,尽管整个过程中中国是被剥削了,被成为了全球生产基地和最大贸易出口国,但是结果却是出乎全球意料的,也是西方国家不愿看到的,那就是中国真的崛起了,并由此导致全球财富、经济、政治力量对比格局的变化。在这场全球大游戏中,最大赢家当然是欧美跨国公司,它们找到了新的全球生产基地,得以生存并发展;找到了利润空间,得以获取利润最大化。而中国包括其他新兴经济体国家,由于西方发达国家资本的流入,成为全球最有活力和发展最快的地区。中国已从一个贫穷的国家,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外汇储备高达2万亿美元,并成为美国最大的债权国。同时资本技术的流入,民间财产也在上升,中产阶级开始崛起,人们忙碌地生产,国民精神积极向上。 
  与之对比,欧美发达国家,由于制造业和贸易结构的改变,渐渐地从生产型国家向福利型国家转化,就业市场萎缩,中产阶级力量瓦解,政府福利开支压力加大,并由此带来整个社会国民精神面貌的低迷,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人的消费量远远超过他们生产的商品,于是就用借贷弥补这一亏空,这一现象存在于全社会的各个层面。从1974年到2008年,美国人的家庭债务由6800亿美元飙升到14万亿美元,在最近7年间更翻了一番;美国国债1990年为3万亿美元,但到2008年底已升到14位数,超过了10万亿美元大关。 
  首先是资本与技术向中国及其他新兴体国家的转移,导致全球制造业中心和贸易轴心的转移,然后导致全球经济、财富和政治力量中心的倾斜,这就是全球化逆转整个过程的内在逻辑,而驱动力就是资本对利润的追求。全球化已不再是西方化和美国化的同义词。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讲过一个主人与仆人关系异化的故事,主人因为把什么都让仆人做,仆人很辛苦,但他学会了很多,最后主人成了仆人,仆人成了主人。这个故事听起来不可思议,但却非常形象地说明了中国与欧美发达国家在全球化体系中关系力量对比的变化。中国改革三十年,前二十年集中于国内思想解放和体制改革,后十年以加入WTO为标志,迅速融入全球化经济体系,期间经历了狼要来了,与狼共舞,空手套白狼到自己成为一匹来自北方的狼的亮丽转身,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同时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在全球化时代如何迅速走上现代化崛起之路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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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的人民網輿情監測室日前公布了「2010年第一季度地方應對網絡輿情能力排行榜」,這個排行榜是按照政府響應、信息透明度、政府公信力三個常規指標,以及「動態反應、官員問責、網絡技巧」三個特殊指標,對地方政府應對、處置能力做出評估。雖然這是一個官方網站,目的也是為了改進地方政府的能力,但是上榜的幾齣事件的確是中國網民和公共輿論關注的焦點,並且能確反映出不同地方政府回應社會要求的能力,頗有參考價值。

     評價最高的是四川巴中市的所謂「全裸」鄉政府。今年3月,四川巴中市白廟鄉政府公示今年前兩個月的公務開支明細表,詳細記錄了公務花費的每一分錢,甚至包括招待上級官員煙酒的經費,被網友稱為「政府全裸第一例」。

     信息公開的執行成果

     中國在2008年5月1日實施《政府信息公開條例》,但一直沒有徹底落實。去年10月,廣州市財政局主動公示114項政府部門的年度預算,被認為是朝向政府透明化重大進步,但是公眾最關心的「三公消費」的資料卻仍然沒有公布。

     評價最低的則是山西問題疫苗事件,被視為是一場「中國式恐怖事件」。2010年3月17日,《中國經濟時報》記者王克勤發表的深度系列報導「山西疫苗亂象調查」,稱山西近百名兒童的死亡、病殘,是與接種了曾暴露在高溫下的疫苗有關。幾天後,山西專家組發布《關於網絡報道15名兒童的基本結論》,稱兒童的病情與疫苗無關、與華衛公司無關等結論。但是,這很難取信於民。因為經營疫苗的華衛公司沒有經營疫苗資格,卻以衛生部企業的名義壟斷山西疫苗市場。人民網分析師指出,這是「對利益相關者的縱容,使得漠視生命者沒有付出應有的代價;權力對監督的傲慢,使得公眾的信心倍感挫敗。」

     另外一個在報告中提出,但未列入評分的事件是2009年7月12日,江蘇常州網友論壇發帖稱該市環保局長不作為,必須引咎辭職。2010年3月11日,常州市環保局對網友發動人肉搜索,請他到環保局,由局長頒發他該市首筆2000元「網絡監督獎」,以此感謝他對常州環保工作的監督。

     網路言論的公民意識

     這的確是一個特殊案例。先不論高度政治敏感性的議題,網民對地方政府的批評或揭露,往往遭到壓制,甚至被控告誹謗,去年甚至有地方政府對網民進行「跨省追捕」,造成全國新聞。

     人民網所沒有提到的一個重要案例是,另一個網民因言入罪案正在進行。去年2月25歲的女子嚴曉玲離奇死亡,警方稱是「宮外孕出血致死」,母親林秀英懷疑她其實是被強姦致死,林秀英向各級部門上訪申訴,無人理睬。三位福建網民在網上發帖伸冤,文中點了閩清縣公安局某副局長、某科長和縣檢察院某檢察官的名,而後被以誣告陷害罪名刑拘,至今已經羈押8個月之久。為此,網友發起「福州網友言論罪網路關注團」,至今有超過兩千人簽名。

     這個事件似乎才透露出中國公權力與人民之間網路戰爭的真實面貌。在任何一個權力領域,不論是財政透明化、民眾對政策的批評,對黑暗面的揭露,官方都是先要捍衛自己的權力與利益,但公民們卻日益積極地集結、爭取權利。面對人民的聲音,比較聰明的地方政府會先開放或比較積極地回應,但是大部分還是採取迴避與壓制。當然,這些都是地方的戰爭,最關鍵的還是中央政府何時更能傾聽中國人民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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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國內社會最夯與討論最多的議題,與美國社會一樣,就是與一般人健康關係密切的健保問題。台灣實施健保制度以來,由於健保資源使用的管理不善,確實發生了許多的問題與弊端,殊值探討。

     最為明顯的例子是地方政府未依法律規定繳交補助款。雖然截至目前為止,大多數縣市經由分期付款的方式已繳交完畢,但兩個院轄市與台北縣仍然採觀望與拖賴的態度;又如若干醫療院所,藉由健保制度的漏洞,未施行醫療服務卻藉由虛偽的醫療紀錄向健保局請領款項;少數民眾亦未能珍惜醫療資源,造成醫療成本的浪費;再如健保局採購藥品所衍生的藥價黑洞問題,也形成嚴重浪費的結果。第一個問題使健保收入減少,後面的種種弊端則導致醫療成本支出的浪費。最終,則出現健保大幅虧損的情形,使得原本想藉由社會集體力量相互幫忙的制度無法進行下去。

     為解決健保財務嚴重虧損的問題,政府部門過去往往採取最簡單的方法加以處理,在健保支出不足時,即將健保費率提高,直到收入總額接近足夠支付健保支出為止。此種調整方式的施行,常被社會大眾批評:政府以人民為提款機,錢不夠了即向人民多收費用,而從不根本上檢討健保為何產生虧損,找出原因加以解決。最後則提出第二代健保制度的改革為因應,將原本以個人薪資為投保基礎的課徵方式,改為以家庭可支配所得為為課徵對象,藉課徵基礎的擴大,以求取健保費收入的增加,滿足健保費用長期不斷快數成長的需求。

     看到健保制度過去不當的運作與當前收費制度的大幅改變,我們要提出幾點觀念性的意見,供政府決策部門思考。第一,也是最為重要的觀念,健保費到底是社會共同承擔健康風險的保險費,還是健保稅賦。如果每個人繳交的健保費性質為保險費,政府主管機關理應遵循「量入為出」的原則施政,並精算執行此保險工作所需的經費支出,然後再向參與保險的社會大眾收取適當的費用以為支應。而非現在基於方便行事所操作的「量出為入」原則,在費用不足時即將費率提高,而不去檢討為什麼會發生收入不足支應支出的問題。

     第二,健保費若定調為家庭的稅賦,政府也必須向廣大的民眾說清楚講明白,為何要進行此巨大的改變,此改變的正當理由為何,而非動輒以「健保即將破產」威脅社會大眾,然後毫無商量餘地一定要漲費率,讓人民不得不加接受,也難怪一般民眾會感受我們真是公部門的提款機。

     第三,健保營收支出業務由衛生署下的健保局所負責,一旦發生收支不平衡產生虧損情形,首要之務,應當是由健保局發動補救機制,將上述地方政府補助款未繳納者催繳完成,以補足收入面的黑洞。其次,主管機關則應對支出面進行管理面的檢討,找出是那些原因造成健保成本的浪費,該改進的、該撙節的都應確實執行。若上述的工作都已竭盡所能做完之後,仍然產生入不敷出的情形時,才能進行下一階段制度的改革。否則健保虧損一旦發生,而主管機關所想到的不是提高費率,就是擴大繳費的基礎以增加收入,如此施政未免太怠惰便宜了,對於參與保險的一般社會大眾更是非常不公平。

     第四,過去健保收費的基礎,以個人的基本薪俸為基礎確實有不足之處,對於未參與公司行號的個人,只能以統合的費率為計價,也有不公平之處。當然,最重要的是台灣過去十幾年的薪資,不但沒有增加反而是下降,要依據薪資的調整而獲取適當的健保經費支出,無異是緣木求魚。如今規劃的第二代健保收費制度,已將原有的集體保險型態,偷渡為對每戶的所得稅。主管機關若未能根本改變健保政策的基本觀念,遵守「量入為出」的原則,對健保支出進行合理的管控與改進,很快健保局可能就會出現虧損的現象,屆時政府的做法是不是又重蹈覆轍,只調整收費比率以增加收入。若此,那可能是另一次災難的開始。換言之,健保新制的配套措施政府實有必要向社會說清楚,保證以後不會有費率不斷調整的夢魘。

     健保局要謹記的是,健保支出的大池塘,具有準公共財的性質,任何參與者在分享時均有多多愈善的誘因存在,但是卻沒有人願意為此公共財的累積而付出。如何防弊並保證健保的品質,健保局無疑必須投注更多的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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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4/16)
繼年初「國十一條」之後,中國國務院常務會議昨天宣布,對購買第2套住房的家庭,首付款不得低於50%,且貸款利率不得低於基準利率的1.1倍。對購買首套自住房且套型建築面積在90平方米以上的家庭,貸款首付款比例不得低於30%。(表格)今年來中國政府調控房市主要措施。

         新一波調控房市政策出爐!大陸國務院終於施鐵腕,展開4大措施抑制房價。14日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對貸款購房提嚴格要求,購買第二套住房的家庭,首付款(自備款)由之前不得低於40%提高至不得低於50%,貸款利率不得低於基準利率的1.1倍。

    另對貸款購買第三套及以上住房者,則大幅度提高首付款比例和利率水準。

    此外,對購買首套住房且套型建築面積在90平方米以上的家庭,貸款首付款比例不得低於30%。另國務院昨也決議嚴懲土地炒作,對囤積房源、哄抬房價等行為加大曝光和處罰力度。

    在大陸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於14日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指示房價問題不可掉以輕心後,國務院昨天下午旋即公布遏制房價過快上漲措施。會議明確表示,要堅決遏制住房價格過快上漲,並決議從抑制不合理住房需求、增加住房有效供給、加快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設及加強市場監管等四大措施,提出新一輪房地產調控的目標和政策。

    緊縮貸款比例

    會議確定了以下政策措施:一是抑制不合理住房需求,實行更為嚴格的差別化住房信貸政策,對購買首套自住房且套型建築面積在90平方公尺以上的家庭,貸款首付款比例不得低於30%。對貸款購買第二套住房的家庭,貸款首付款比例不得低於50%,貸款利率不得低於基準利率的1.1倍;對貸款購買第三套及以上住房者,大幅度提高首付款比例和利率水準。

    地方政府可根據實際情況,在一定時期內採取臨時性措施,嚴格限制各種名目的炒房和投機性購房,並且加快研究制定合理引導個人住房消費、調節個人房產收益的有關稅收政策。

    二是增加住房有效供給,房價上漲過快的城市,要增加居住用地供應總量,大幅度增加公共租賃住房、經濟適用住房和限價商品住房供應。依法加快處置閒置房地產用地,對收回的閒置土地,優先安排用於普通住房建設,在堅持和完善土地招拍掛制度的同時,探索「綜合評標」、「一次競價」、「雙向競價」等土地出讓方式。

    各地要盡快編制和公布住房建設規畫,保障性住房、棚戶區改造和中小套型普通商品住房用地不低於住房建設用地供 應總量的70%。加快普通商品住房項目審批,盡快形成有效供應。

    提供保障住房

    三是加快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設,各級地方政府要切實落實土地供應、資金投入和稅費優惠政策,確保完成2010年建設保障性住房300萬套、改造各類棚戶區280萬套的工作任務。大力發展公共租賃住房。

    四是加強市場監管,嚴格依法查處土地閒置及炒地行為,對存在捂盤惜售、土地閒置等違法違規行為的房地產開發企業,限制新購置土地,暫停批准上市、再融資和重大資產重組,商業銀行不得發放新開發項目貸款。清理已發放預售許可證的商品住房項目,對囤積房源、哄抬房價等行為加大曝光和處罰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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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FA(兩岸經濟協議)有沒有「替代方案」?在解答這個問題以前,似乎應當先回答另一個問題:中華民國有沒有「替代方案」?

民進黨說,簽訂ECFA是「馬統」在「傾中賣台」;可見根本是將ECFA的爭議,視為國家認同與憲政定位的鬥爭。因而,若不弄清國家認同與憲法定位的爭議,就無法弄清ECFA的是非得失。

馬政府主張簽訂ECFA的政策思維是:中華民國→一中憲法→一中各表→不統不獨不武 →兩岸擴大各種層面的交流→三通直航→經貿交流法制化→簽ECFA。簡單地說,就是在國家認同及憲法定位上主張維持中華民國,面對全球競爭及區域化經濟整合的現實,才有了為兩岸經貿交流簽定法制框架的決策。

相對而言,倘若是主張台獨建國,反對一中憲法,反對一中各表,反對「不統/不獨/不武」中的「不獨/不武」,那就非但必須反對三通直航,也應設法阻滯兩岸擴大各種層面的交流,更應反對簽ECFA。因為,兩岸交流愈緊密,台獨建國的可能性就愈低。由於綠營一直主張台獨建國、正名制憲,所以主張戒急用忍,反對三通直航,因而也就反對簽ECFA。也就是說,反對ECFA,是台獨政策邏輯上的必然結論。但邏輯正確,卻未必代表政策正確。

其實,追根究柢,台灣的藍綠黨爭一向只有一個題目:中華民國有無替代方案?

一方主張維持中華民國;另一方主張台獨建國,以台灣國為中華民國的替代方案。如今在表象上看似在爭論ECFA有無替代方案,其實在骨子裡爭議的卻是中華民國有無替代方案?

有無替代方案,要看有無可行性。例如食物,麵是米的替代方案,因為有可行性;但毒藥不是米的替代方案,因為沒有可行性。這樣的類比可能比較極端,核四停建也許是較佳事例。用「非核家園」作「停建核四」的替代方案,當然具有理想性,也不是完全沒有可行性(只要花更大成本,承受更大汙染,或放慢經濟發展即可);但在非核的主流能源尚未出現,而又不宜全賴傳統能源的兩難下,若以停用核能、停建核四來追求「非核家園」,不是完全不可行,而是要考慮社會能否承受其代價。

台灣有兩項基本因素是不具「替代性」的。一、台灣與中國大陸的地緣及人文關係不具替代性,因而中國大陸在世界工廠及世界市場的磁吸力亦不具替代性,美國、日本、東南亞皆不可能替代。二、台灣的自由民主制度不具替代性,因而要強行限制阻擾兩岸經貿、文化及社會交流也就絕無可能;在自由民主制度下,鈔票是會走路的,除非回過頭去實施戒嚴。由於這兩項絕對「不具替代性」的因素,台灣在整個國家政經路線上,也就不易採行太過逆勢操作的「替代方案」。

無論就世界、兩岸,及台灣內部的大局發展而論,台獨雖具理想性,但不具可行性;猶如毒藥不是食物的替代方案,縱使你不滿意眼前的膳食。不過,ECFA卻未必絕對沒有替代性,猶如核電廠,若是打定主意不用核能(不簽ECFA),也不是完全不可廢核電。比如說,綠色智囊建議,為爭取登陸減免六%至九%的關稅,可以鼓勵台灣廠商拔根赴東南亞投資設廠,然後再「轉進」中國大陸。這其實不是什麼新的「替代方案」。過去二十年,兩岸曾以「中轉第三地」作為「直航」的替代方案;這樣的周折,替代是可替代,但代價可怕,意義何在?

何況,倘若是為了建立「台獨家園」而反對簽ECFA;但不簽ECFA,就能實現「台獨家園」嗎?那麼,若是為了不可能實現的「台獨家園」,而反對簽ECFA,使台灣面臨邊緣化的危機,這樣的決策理性何在?

雙英辯論正在為「資訊不透明」、「資訊不對稱」而生爭議。我們認為,在現今藍綠政爭中,最「不透明」的資訊,就是民進黨的國家認同與憲法定位;究竟應以台獨黨綱、國家前途決議文、正常國家決議文,或十年政綱為準?綠營的遊行隊伍裡仍見台灣國的旌旗招展,民進黨這一回若不說清楚是否主張台獨建國,則對ECFA的辯論即失去判準。

因為,國人必須先看到民進黨所提出的「中華民國的替代方案」,才能評價ECFA的替代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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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戰時代最常見的關鍵字之一是「裁軍」,如今在廿一世紀第一個十年的常見字則是「人民幣匯率是否升值」,其實也就是經貿層面的「裁軍」;相對而言,冷戰時代兩岸最常見的關鍵字是「反攻大陸」或「解放台灣」,如今在廿一世紀第一個十年的常見字則是「ECFA」,從零和轉向尋求雙贏共生。

這個世界已經在極大程度上走出了意識形態及軍事衝突,轉而以經濟競合為主調。冷戰時代的關鍵字是「軍備競賽」、「鐵幕」、「圍堵」,如今的關鍵字則是「FTA」、「改革開放」、「全球化」。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華沙公約等軍事聯盟已成明日黃花,新的組合則是歐盟、東協加N、北美自由貿易區等,皆是經貿組織。

世界的主題變了。由意識形態及軍事的對立,變成經濟競合。由於世界的主題變了,兩岸關係的基調也隨之改變。如前所述,從反攻大陸、解放台灣,變成了ECFA。

「全球化」促使世界的主題從軍事及意識形態的對立,轉向經濟競合。其中發生的最重大事件是:中國因全球化而適時把握了以經濟手段(相對於政治手段)解決內政困境的機遇;而西方世界(以美國為主)一方面找到了以經貿競合(相對於軍事手段)為處理中國問題的方法,另一方面其實也失去了以軍事手段處理中國問題的合理性。作為世界工廠,中國已與世界頂尖廠家的利益結合;作為世界市場,中國也已成為全世界商家競逐的目標。意識形態與軍事的衝突不再是世界的主題,更已不再是西方世界藉以處理中國問題的憑藉。中國藉由經貿利益來維持內部和諧與外部和平,因而使列強亦不可能以違反「和平」的手段,來阻擋中國「崛起」,反而爭相搶食中國在世界工廠及世界市場所提供的誘人利益。

中國應對世界的方法改變了,以經貿為主題;世界應對中國的方法也改變了,亦以經貿為主題。因此,兩岸關係也隨之改變,也改以經貿為主題。兩岸情勢近年來的急遽消長,並非源自意識形態的變化,因為台灣的自由民主制度仍占有高度;亦非出自軍力懸殊,因為那對台灣頂多拚死一戰,對世界則未必能完全坐視無睹。近年兩岸情勢的丕變,是因中國改以「經濟」與「和平」為面對世界的立國戰略,亦改以「經濟」與「和平」為兩岸戰略;這使台灣一方面陷入更大的危機,但另一方面也出現了前所未見的轉機。

中國不再是「鐵幕」,世界亦不再「圍堵」中國。因此台灣也失去了東亞花采列島反共前哨的角色。列強與中國軍事對抗的可能性變得極低,因而台灣亦必須以「和平」的方法來面對「崛起」的中國,也就是改以經貿及文化交流的策略來處理兩岸競合。在此種情勢下,由於中國已是世界工廠、世界市場,所以經貿交流遂成為兩岸互動的必然主題。即使台灣獨立建國,在兩岸先天的地緣及人文關係下,也絕無可能排除中國而維持台灣的經濟命脈;其實,這也正是台獨不可行的主要原因,因為台獨找不到台灣的經濟活路。在經濟上活不下去,在政治上如何活得下去?唯無論如何,由於中國改以「經濟」及「和平」為兩岸政策的主軸,使台灣確實陷於冷水煮青蛙的危機之中。

然而,台灣的轉機亦在其中。首先,中國對世界採取「和平崛起」的政策,因而必須對台灣採取「和平發展」的政策,兩者是互為因果的。如果「和平」成了兩岸的共識與主題,則所有的問題皆可能會出現解決的空間。其次,中國對內以經濟發展建立統治正當性,對外以經濟手段維持和平,皆有益於兩岸的「和平發展」。對外,由於國際經濟利益的交纏,使中國不至於輕易破壞兩岸和平;對內,經濟發展促使北京政權必須不斷向其公民「放權讓利」,亦即增加了中國社會的自由度及民主性,這樣的發展亦當有利於兩岸和平發展。再者,北京將「和平發展」與「經濟交流」懸為兩岸關係的主軸,即必須回應台灣的民意與民主,因為,違背台灣的民意與民主,即可能失去和平。故而,在中國「內部和諧社會/兩岸和平發展/對世界和平崛起」的三層同心圓中,台灣若操持得宜,應能創造兩岸雙贏共生的轉機。

「人民幣應否升值」,反映了中國的世界新角色,及世界與中國的競合關係;ECFA則反映了在中國的世界新角色中,台灣所面臨的現實情勢:一方面是無可迴避的危機,另一方面又是不能錯失的轉機。

【2010/04/13 聯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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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0-04-13
  • 工商時報
  • 【記者王信人/台北報導】

各國企業所得稅

各國企業所得稅

     行政院和財政部宣布,營所稅將降到17%,產業創新條例保留研發,及補助中小企業就業,財政學界和民間團體一片嘩然,中華財政學會理事長陳聽安表示,行政部門自打嘴巴,「進退失據」,政務官不應再幹下去。

     陳聽安和民間稅改聯盟指出,世界上實施二稅合一的國家,個人稅和企業稅的稅率都很接近,我國營所稅25%時,和個人綜合所得稅40%相差15個百分點,營所稅降至17%之後,二者差距擴大至23個百分點,增加企業誘因,將保留盈餘,不分配給個人股東,國庫課不到稅,因此加徵10%的稅率勢必要提高,以防堵租稅規劃的避稅。

     陳聽安表示,工商界老是把我們的稅率跟香港和新加坡比,香港沒有二稅合一,以服務業為主;新加坡以金融業為主,我們以製造業為主、依賴出口貿易,應和同類國家比,競爭對手是韓國,而非香港和新加坡。

     營所稅率降至20%,在國際上已列為低稅負國家,比韓國的22%低2個百分點,且韓國只有「部分二稅合一」,企業繳過的稅,個人股東只能抵減15%,我們的財政比韓國脆弱,可能是競爭不如韓國的原因之一。中國大陸在2008年把內外資企業所得稅拉平,提高外資企業稅率,外資有跑掉嗎?

     擴大就業是金融風暴下的短期政策,補助就業和產業創新毫無關係,陳聽安說,補助就業放在產創條例顯得格格不入,而且補助的財源那裡來?沒有找相對應財源就想降稅,違反預算法91條、及財政收支劃分法第38條之1,無視法律的存在。

     陳聽安說,行政部門在提出政策之前要廣納民意,一旦形成政策之後就要堅守立場,否則不應再幹下去。工商團體一再要求降稅、立委為其代言人,行政部門理應儘量溝通,請立法院支持,如今竟反其道而行。之前反對民進黨版,如今卻反而要降得更低,已經失去立場。

     民間稅改聯盟昨天發佈新聞稿表示,以國際標準估算,我國國債已高達14.2兆,而且國民年金因財政缺口將提早破產,又勞保、公保、老年給付有2至3兆的缺口,加上高齡與少子化問題,財政危機重重。兩黨在無任何替代財源,大手筆為企業財團大幅減稅,加劇敗壞財政,將禍延下一代。國家稅負將更傾壓在受薪者身上,劫貧濟富的結果將拉大貧富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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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04-13 中國時報

台灣現時的挑戰是,除了清楚認知這些衝擊與威脅外,關鍵還是在於能否擁有恰當的戰略思考,而不是一再陷入藍綠永恆衝突的循環。(資料照片)

     為紀念本報創辦人余紀忠先生的百歲冥誕,余紀忠文教基金會日前廣邀各個領域精英,舉辦了一場討論台灣未來發展的閉門研討會。議題內容包括全球化衝擊、兩岸關係、朝野互動、社會改革與知識分子角色等。儘管在議程上涵蓋的相當廣泛,惟參與討論的學者專家多半還是聚焦在當下台灣所面對的種種挑戰上,這中間最被與會者關注的議題之一,還是在全球化與中國崛起的大趨勢下,台灣該如何務實的「定位」自己,該如何營造更寬廣的活動空間與機會?台灣又該循何種有效的戰略思考,去因應這龐大的挑戰?這個問題並不容易回答,但卻也完全無從迴避。

     誰都知道,目前執政的馬政府,會在二次政黨輪替後在治理上呈現跌跌撞撞,有泰半來自於全球化變遷所釀成的衝擊。這中間最顯著的例子如:因為原油上漲所推升的全球能源危機,因為美國雷曼兄弟破產所釀成的全球金融風暴;因為全球氣候變遷所釀成的八八水災等,這些完全不在預期中的衝擊,不僅讓馬政府原先所標舉的「六三三」政見宣示全面跳票,也讓馬政府的聲望應聲下挫。而這些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的衝擊,在未來的時日不僅不會退潮,還會進一步變本加厲。換言之,能源、金融、環境等議題在可預見的未來,還可能會面臨更大的衝擊。

     全球化衝擊的另一環,當然就是中國的崛起。差不多就是在民進黨執政八年間,中國快速竄起成為區域甚至全球的政經強權,全球所有的論述都不能不納入「中國模式」的思考,台灣更不可能置身事外。而台灣在歷經二次政黨輪替後,也啟動了全新的兩岸關係,這種兩岸關係完全不同於民進黨執政年代的對立與僵持,而是循著在主權上實施外交休兵的默契下,全方位的開展經貿、教育與文化的交流,而在面對東亞經濟快速整合的趨勢下,台灣內部也正面臨與大陸協商簽訂ECFA的論辯,而在面臨大陸經貿強大磁吸的牽引下,台灣的威脅與機會究竟在那裡,也同樣是不可迴避課題。

     面對這種接踵而至的挑戰,台灣還得要面臨來自國際與國內的「身分」爭議。而在國際現實制約下,這種身分爭議,甚至還是暫時「無解」的,但,台灣終究還是得要面對加入國際組織的議題。因而部分學者認為,在激化兩岸關係不可為的前提下,也只能善用兩岸目前友善的氛圍,以及雙方對彼此立場都有所理解的情境中,先從互惠互利議題合作起,接下來,再透過對話點點滴滴的尋求解決。

     「身分」爭議還只是挑戰的一環,更大挑戰是來自經濟層面。大陸在後金融危機時代崛起,主要就是在經濟面,對所有東亞區域內的國家而言,關鍵挑戰都是在這個大整合的過程中該如何「卡位」,如何快速的與這個「版塊」進行連結,台灣卻因為歷史的恩怨情仇尚未了結,在參與這個「版塊連結」上還有若干障礙。問題就在於,在以往東亞曾經盛行過上中下游分工的「雁行理論」,如今已完全不再適用,中國在產業加值鏈的上中下游對台灣都有威脅,台灣怎麼在這個全新的產業鏈中找到自己「位置」,得有非常務實的戰略思考,否則很可能會在接下來的卡位競爭中喪盡優勢。

     中國崛起的另一面,還有全球化的衝擊。這中間最為學者所憂心的議題,一個是全球氣候變遷的挑戰,另一個則是金融全球化的衝擊。前者的挑戰在於台灣長期被排除在國際組織之外,一直沒能真正積極的檢視生態環境,調整能源使用效率與產業結構,未來若是面臨更嚴峻的氣候變遷或是國際制裁,可能全無招架能力。在金融全球化的衝擊方面,學者指出台灣未來,將無時無刻不會面對短期資金流入或撤出的伏擊,如果沒有有效的制度配套,台灣很可能隨時都會陷入景氣快速的變動循環。

     大概所有學者都同意,任何衝擊與變遷都可能帶來不確定,但很可能也會帶來新的機會。台灣現時的挑戰是,除了清楚認知這些衝擊與威脅外,關鍵還是在於能否擁有恰當的戰略思考,而不是一再陷入藍綠永恆衝突的循環。

社論-跳出藍綠衝突循環 台灣才有發展機會|言論新聞|中時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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