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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來中國政府今年的目標應該是防止經濟過熱和通貨膨脹，隨著歐洲債務危機爆發，中國經濟前景變得撲朔迷離。悲觀者開始轉而擔憂“滯脹”（即經濟停滯和通貨膨脹並存）甚至通縮。但是，目前看來，今年中國經濟面臨的最大風險仍然是通脹，而不是滯脹或通縮。
我們不必羅列也許大多數人都不相信的CPI數據，單純從10多個省份開始上調最低工資以及部分企業開始大幅度漲工資，就可以証明通貨膨脹已經來臨。
值得一提的是，工資上漲並不意味著會加劇通貨膨脹，工資上漲是通貨膨脹的結果而非原因。不管是經濟學教科書中，還是媒體上，我們經常會發現“工資─物價”螺旋式上漲的表述，這種表述就是認定工資上漲是通貨膨脹的原因，即工資上漲會形成所謂“成本推動型通脹”。但是，許多經濟學家研究發現，雖然工資上漲和通貨膨脹具有極強的相關性，但他們之間的因果關系卻不像人們想象的那樣。
首先，如果工資上漲是由於勞動生產率提高帶動的，那麼企業就不必提高產品價格，也就不會帶來通貨膨脹壓力，這時候企業相當於用不斷提高的勞動生產率消化了勞動力成本的上升；其次，即使工資上漲幅度超過了勞動生產率的增幅，或者說單位產出勞動成本上升，侵蝕了企業利潤，但企業在競爭壓力下，也不一定會立即選擇提高產品價格，否則會降低市場佔有率。
最後，如果說工資上漲會導致企業提價，繼而工資繼續上漲企業繼續提價，那麼工資為什麼會率先開始上漲呢？許多經濟學家發現，工資率先開始上漲背後的原因在於通貨膨脹，通貨膨脹期間企業開始提價，利潤增加，工人也有了與企業討價還價的籌碼，要求分享一部分企業利潤的增長。至於通貨膨脹是怎麼發生的，我們不得不相信，通貨膨脹最終是一個貨幣現象，也就是流通的貨幣相對於社會的商品量過多。因此，工資上漲是一個滯後指標，而不是先行指標，它意味著通貨膨脹已經來臨，而不意味著一定會加劇通貨膨脹，是否會出現通貨膨脹還是要從貨幣源頭上找原因。
中國2009年釋放出了9.6萬億元的天量新增貸款，同比增長了幾乎一倍，但是在2009年沒出現明顯的通貨膨脹，主要在於部分新增貸款處於“非流通”的狀態，趴在銀行的存款賬戶上，而且當時由於出口受阻還存在產能過剩，可流通的貨幣相對於商品並不像人們想象的那麼多。隨著出口在2009年中期後的復蘇，產能過剩的壓力開始減小，由於企業和地方政府在分步驟地使用信貸資金，並沒有在2009年畢其功於一役，那些“非流通”的貨幣也開始漸漸流通起來。
雖然目前歐洲債務危機蔓延，但並不會帶來再一次全球性經濟危機，即使導致全球復蘇進程緩慢，導致中國出口受到影響，隨著中國區域經濟平衡戰略和新興產業振興戰略的實施，也會支撐中國經濟繼續增長，因此，2010年中國面臨的通脹風險雖然會因為歐洲債務危機的爆發有所緩和，仍然要比2009年大得多。
這同時意味著中國並不會出現所謂“滯脹”。滯脹是一種罕見的經濟現象，經濟停滯和通貨膨脹之所以同時發生，是政府為了保証充分就業，長期推行赤字財政，而為了彌補財政赤字，一方面政府不斷提高稅率，另一方面通過增發貨幣稀釋赤字，長此以往，前者容易導致經濟停滯，後者容易導致通貨膨脹，而且惡性通貨膨脹本身也會導致經濟停滯，從而讓宏觀經濟政策進退兩難。從西方國家的經驗來看，滯脹時期經濟增長常常是零增長或負增長，而通貨膨脹往往達到了兩位數。
可以看出，即使目前中國似乎出現了經濟增速下滑和通貨膨脹上升的趨勢，也並非理論意義上的滯脹，一方面是因為2009年經濟增速和通貨膨脹基數不同，去年經濟增速逐步上升，而通貨膨脹先抑後揚；另一方面，也表明了抑制經濟過熱的宏觀經濟政策效果顯現，如果延續下去，通貨膨脹也會隨即回落或緩和，至少不會出現兩位數的惡性通貨膨脹。而且，中國政府已經意識到了容易引起滯脹的地方政府債務以及企業稅負過重的問題，已經在從注重有效需求的凱恩斯主義轉向旨在增加供給的“裡根經濟學”，最關鍵的是中國的城市化和工業化進程保証了短期內經濟增長不可能出現零增長或負增長。
至於通縮倒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但這是其他經濟體而不是中國現在面臨的問題。通縮的機理與通脹相反，即流動的貨幣相對社會的商品量過少，美國和歐元區國家雖然也積極救市，但由於銀行去槓桿化過程中的惜貸情結，導致信用創造不像中國這麼轟轟烈烈，從而實體經濟復蘇也比較緩慢，美國和歐元區國家的CPI同比增速也僅在2%左右。
總之，發達國家可能面臨著一定的通縮風險，但發展中國家由於在金融危機期間受傷較輕但搶救過重存在著通脹風險和資產價格泡沫風險，這也是印度、巴西和俄羅斯等國都先後加息的原因所在。中國政府也應該給市場明確的政策緊縮信號，而不是通過行政手段四處堵窟窿防止資金炒作，資金之所以四處炒作只是負利率下的理性選擇。
（本文作者崔宇是《華爾街日報》中文網專欄撰稿人。文中所述僅代表他的個人觀點。您可以寫信至yu.cui#dowjones.com與作者聯系。）

中國經濟：通脹、滯脹還是通縮？